透视证人拒证权的价值理念

吴丹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部 湖北武汉，430074）


摘要：证人出庭作证乃是现代诉讼制度的要求，但在特定条件下赋予证人拒绝作证特权则是这个原则的例外。本文试图通过评析中外刑事诉讼中关于证人拒证权的规定，探寻其内在的价值理念和立法精神，为我国应否建立拒证权制度作出了独立的理论思考。
关键词：刑事诉讼 证人拒证权 价值理念


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审判制度的必然要求。各国的刑事诉讼法律普遍规定了证人如实作证的义务和违反义务的制裁措施。然而另一方面，大多数国家又赋予了特定身份的证人对作证义务的免责权，即证人在法定情形下享有拒绝作证的特权，包括近亲属关系拒证权、职业秘密拒证权、公务秘密拒证权等等。反观我国刑事诉讼中则根本没有证人拒证权的影子，诉讼法学界对其探讨也较少。有人曾认为证人拒证权是“封建法律亲亲相隐原则的继续，并不符合现代诉讼法的精神”，[1]而对国外关于公务秘密，神职人员的职业秘密等可以享有拒证权的规定，则更被认为是 “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2]笔者认为这种带有偏见的认识态度本身就存在问题。
近两年来，逐渐有学者提出在我国应当确定证人拒证权制度的建议，[3]这是令人欣喜的现象。但是，由于没有深入探讨该制度背后深厚的社会根源和价值基础，没有从法理层面揭示该制度所蕴涵的法理理念和追求的价值目标，这些建议未免因理性思考不足而缺乏论证说服力。其实，任何一项制度的建构均非空穴来风，只有很好地把握其折射的价值理念以及在我国的现实合理性，方能真正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
一
证人拒证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代历史上亲属相“容隐”的传统。在西方，古希腊的宗教和伦理就反对子告父罪，而古罗马法中关于亲属相容隐的规定则更多，甚至亲属之间相互告发都要丧失继承权。但严格来说，这种规定还不是拒证权，因为法律不是在赋予特定人拒绝作证的特权，而是在设定不能作证（或告发）的义务。及至发展到近现代，西方刑事诉讼法律中已普遍规定了亲属或同居人之间享有拒绝作证特权（privilege），成为各具特色的拒证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证人的作证义务相携而行。我国古代的封建制法中，同样有“亲亲相容隐”的规定，而且从汉朝到清朝，容隐制的范围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乃至民国时期的刑事诉讼法律中仍有这种规定。如1935年的《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近亲属得拒绝证言，其自愿作证者不得令具结，司法官不得询问恐证言有害亲属而不愿证之人。”这种制度的源远流长与儒家思想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宗法传统是相关的，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就理所应当地消失了。然而，人为地抛弃一项制度并不等于切断了制度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实践中大量存在的证人拒证现象中就有一部分是出于对亲情伦理的考虑，证人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我是否应该出庭证明我的家人有罪？法律同样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是否对所有拒绝作证的人都要进行同样的制裁？还是让我们透过历史的迷雾，分析一下法律与人情的冲突。
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家庭，家庭的和谐与安定维系着社会的秩序与稳定。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以及近亲属之间的关系是构成家庭的基本关系，一旦这些关系遭到人为的破坏，则不仅危及家庭的存亡，还会积聚成社会动荡的隐患。从人的生存角度出发，任何人都不能公然挑战其存在的人情环境和基本社会关系；而从伦理道德角度出发，人也不可能义无返顾地抛弃亲情关系，否则他可能会付出惨重的名誉代价。这种冲突构成了社会基础关系的矛盾状态，家庭和社会正是在这种张力中得以维持总体稳定。法律虽然可以介入这种关系，但显然不能无止境地扩展其疆域，一旦它违背了人们最基本的感情利益或社区价值观念，则必然会受到人们的抵制和规避，导致法律规定的流于形式。因此，法律不能忽视社会的人情基础，不能苛求任何有感情的人的所谓“觉悟”。试想，如果夫妻之间的秘密交流在他日会被迫成为庭上证言，婚姻关系还有何安全感？如果法律要求每一位父母都能“大义灭亲”，那么源于人类本能之爱是否会有朝一日丧失殆尽？
所谓“爱亲之谓仁”（《国语·晋语》），亲属之爱乃一切爱的起点，是人类感情联系的基础，在亲属之爱与其他利益相冲突时，法律能强迫有感情的人置亲情于不顾吗？反思中西方古代对亲属相容隐的如此相似的规定，难道我们还感觉不到其背后有着共同的社会理念在支撑？法律是要为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考虑还是为家庭纠纷的激化推波助澜？国外对证人基于亲属关系的拒证权的设置正是表明了法律在必要的时候也应该向社会的基本人情（亲情）作出一点让步。“屈法以伸伦理”，只是法律对情理的有限妥协，并不能想当然地就认为是与现代诉讼精神不符的，因为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亲属拒证权虽然源于古代亲亲相隐的传统，但法律早已赋予其合理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不应为我国刑事诉讼法所排斥。
二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权保障观念的进一步加强。从“任何人无义务控告自己”的古老格言到美国宪法中“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再到现代西方刑事诉讼中普遍的拒绝作不利于己证言的特权。证人拒绝自证其罪权（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逐渐得到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和接受。
在中西方诉讼发展史上，口供都曾经被作为“证据之王”而受到侦查机关的青睐，特别是被告人的口供，更是获得定罪根据的绝好途径。但是人类司法文明发展到今天，刑讯逼供已经被世界各国法律所明文禁止，任何人不受自证其罪原则的确定与否，不仅体现了一国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方面价值冲突的选择态度，也反映了一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证人的人权状况和刑事诉讼的文明程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尽管从打击犯罪的角度来说，赋予证人拒绝自证其罪权，可能会丧失一部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重要证言，给侦查工作带来更大的难度，甚至导致有的犯罪人逃避惩罚；但从保障人权角度来说，则主要在于从制度上防止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刑讯逼供行为，避免无罪的人受到定罪和判刑，所以它有助于保障被告人的人格尊严不受到非法侵害，体现了诉讼的文明与进步。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现代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了证人享有拒绝自证其罪的特权，甚至把它上升到了宪法的高度。然而在我国，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则“应当如实回答”，这种义务使得它在诉讼过程中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等于只能为控方追诉提供证据，这对辩方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实际上，为了从被告人和证人那里获得口供和证言，侦查人员是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因此可以说否定拒绝自证其罪权乃是我国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根源。刑事诉讼发展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人权保障不断发展的历史。法律从忽视个人的地位到重视人的权利和价值，是人类对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冲突作出的理性选择。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已由过去的注重惩罚犯罪，转向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犯罪控制观”曾经畸重的国度，确立证人拒绝自证其罪权显然具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导向性的价值作用。
三
证人拒证权在西方诉讼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关于职业秘密的拒证权。例如在律师与委托人之间，医生与病人之间、神职人员与信徒之间的秘密交谈和通信，如果涉及诉讼要求作证，律师、医生、神职人员等特定职业的人员可以拒绝提供证言。
按照我们的简单理解，如果律师知道其委托人涉案的秘密情况，通过律师的证言获取该案证据可以说是一条捷径，那法律为何要舍近求远呢？美国证据法专家华尔兹教授作了一个经典性的解释，他认为这种特免权存在的一个基本理由是：“社会期望通过保守秘密来促进某种关系。社会极度重视某些关系，宁愿为捍卫保守秘密的性质，甚至不惜失去与案件结局关系重大的情报。”[4]在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法律与职业道德的冲突，证人因职业秘密而享有免证权说明了西方法律以牺牲探求真实为代价而对职业道德和特定社会关系所作的让步。毕竟“还存在着比准确的司法更为重要的东西”，他们认为，为了保护这些特定的交谈关系，“这个代价并不是特别大”。[5]强迫律师、医生和神职人员应当就自己通过职业渠道所知的当事人的秘密在公开法庭上作证，那自然会出现更多的有罪判决，但当事人委诸他们的良好信任感不就顷刻间粉碎了吗？以后又会有谁会完全放心地向他们陈述自己的案情（病情）和个人秘密呢？那么这些职业的前景自然就岌岌可危了。而从当事人的角度说，职业秘密乃是牵涉其个人隐私的重大事项，如果检察官可以不顾当事人的强烈反对而随意把律师、医生或牧师置于证人席上并且要求他向法庭透露当事人的秘密，那么任何人的隐私都有可能面临最严重的威胁，当事人生活也会充满不安全感。他与上述从业人员的交流就不可能再如此坦诚，而更多的是“保留、隐瞒、忧虑、猜疑与害怕”[6]。所以，为了保护一些十分重要又具有机密性质的职业关系，保护当事人的隐私不被随意泄露，各国都普遍规定了关于职业秘密的拒证权，只是在具体范围上略有不同而已。
世界刑法学会第十五届大会《关于刑事诉讼法中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4条规定：“一切证据调查必须尊重职业秘密特权”。[7]而联合国大会1990年批准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2条也规定了“各国政府应确认和尊重律师及其委托人之间在专业关系内所有联系和磋商均属保密性的”。但是，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律对此却没有相应的规定，特别是律师不享有证言特免权。在实践中有的律师如果基于职业道德和执业利益不愿透露当事人的秘密，则很可能被检察机关认为涉嫌刑法第306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或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罪）而成为当前不完善的证人制度的牺牲品。
四
与职业秘密这种私人信托关系相对的还有一种公务秘密关系。基于公务秘密而设的拒证权也日益被世界上许多国家纳入证人拒证权制度的体系之中。如果公职人员所知晓的案件情况或掌管的资料属于公务秘密，泄露这一秘密会招致公共利益的损害，则该公职人员享有免于作证的权利。
在现代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一国的公务秘密不仅事关一个执政政府的安危，还可能引起社会秩序乃至国际局势的动荡变化，所以各国对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秘密都是持非常慎重态度的。这反映在刑事诉讼中就是赋予特定的公职人员关于公务秘密的拒证权，而且这种拒证权一般来说是不能放弃的（除非政府有特别授权）。这里存在着一种利益冲突，即某一特定案件所涉的当事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追求个案真实的利益与国家安全的大局利益。显然，前者对后者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于是牺牲前者较小的利益而保护后者较大的利益就在情理之中了。但是，如果要求公职人员提供的证据是与旨在推翻现政权等犯罪有关的事实、情报或文件，则是该拒证权的例外情况，因为此时利益的衡量呈现了相反的趋势，惩罚这种危害国家利益的犯罪可能更有利于维护国家与社会的安全。所以从根本上说，关于公务秘密拒证权的设置乃是基于对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考量。
需要探讨的是，虽然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关于公务秘密的拒证权不存争议，但有的学者以其他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第2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第15条）中有近似的规定，而认为我国已经承认了该项拒证权，[8]笔者不敢苟同。上述行政法中的规定的外交人员的证言豁免权是适用于外国公民的，应当属于外交特权与领事权的组成部分，把它归入我国的证人拒证权未免太过牵强。另外，从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第45条第2款、第152条第1款）来看，我国法律虽然为防止泄露国家秘密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如“不公开审理”），但并非通过证人拒证权的形式，其规定仍是不完备的。
五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无论是基于亲属关系的拒证权、反对自我归罪的拒证权，还是基于职业秘密的拒证权、公务秘密的拒证权，都是基于特定的价值目标，乃是利益权衡的结果。从总体上说，证人拒证权的设置乃是基于以下三方面因素的考虑：
第一，证人拒证权是基于保护特定社会关系的宏观考虑。法律要求证人履行作证义务主要是为保证刑事诉法的顺利进行，完成惩罚犯罪的目的；而法律同时又对这种义务作了例外规定，乃是在权衡社会价值的基础上，考虑到婚姻家庭的稳定、律师制度的贯彻、宗教对社会的影响、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以及国家利益的维护等。这些利益和社会关系可以说是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事关特定家庭、特定行业的稳定，而且与整个社会关系的巩固息息相关。以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拒证权的规定体现了“法律是有代价的实践”的理念，即要求我们进行一项法律实践，追求一个法律目标时，要进行适当的代价或成本的耗费的分析。[9]是失去某些重要的社会关系而强令证人公开这些信息以求得案件的迅速处理，还是不公开这些信息以维护既存的、稳定的社会关系？法律对价值的选择过程说到底就是人类理性对利益的权衡过程，牺牲较小的、个别的利益乃是为了保全更重大的、基本的利益。
第二，证人拒证权是基于平衡证人作证义务与作证权利的立法考虑。证人承担义务和享有权利的统一是法理中关于权利义务关系的具体体现，法律显然不能只规定前者而忽视后者。我国既存的诉讼价值取向往往过分强调证人作证的义务而回避对证人权利的规定。目前普遍的现象是证人出庭难，所以人们更多地把目光投向如何保证证人出庭上，甚至不惜用强制措施。然而在拒绝出庭作证的人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并不能怪法院对作证义务执行不力，而确实是由于证人有难言之隐，如本文所说种种理由，对他们法律来说的规定未免太过苛刻。现行的证人制度根本不可能弥补证人被迫作证遭受的感情上、经济上和名誉上的损害，法律根本就无视他们拒绝作证的正当理由。我们是否该冷静地审视证人作证义务与作证权利的失衡状态？面对这种日益被动的局面，赋予证人拒证权可以说是对证人权利保障的最重大的措施之一。
第三，证人拒证权还是基于对证人困境和证言真实的现实考虑。特定关系中的证人面对作证义务和对他人情感(或职业道德)的两难困境，很难会有什么两全之策，结果往往是：要么宁可违背作证义务拒不出庭，要么极不情愿地出庭，但不陈述实情。这结果都是会导致于己不利的惩罚，实际上对证人制度是非常有害的局面。因此，法律对证人“基于某种关系，致其证言义务与良心抵触，难期正确，乃免除其证言义务”[10]乃是最现实的考虑。法律如果强迫这种证人提供证言，那么基于上述困境，即使证人提供了证言，其真实性也是极不可靠的，甚至有可能误导侦查机关。与其如此，还不如赋予这些证人拒证权，解除他们在法律与良心上冲突的矛盾，未尝不是从另一角度对刑事诉讼证据中追求真实的一种促进。

文章来源：《律师世界》2001年第9期

重庆市人民政府


渝府令第157号


《重庆市河道采砂管理办法》已经2003年9月22日市人民
政府第1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3年12月1
日起施行。


市 长

二○○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重庆市河道采砂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河道采砂管理，确保河势稳定和防洪、通
航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和《重庆市河道管理条例》及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河道管理范围内（以下简称河
道）从事开采砂石（以下简称采砂）及其管理活动的，应当遵守
本办法。
第三条 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
域内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的领导，做好有关组织、协调工作，及时
处理好河道采砂管理中的重大问题。
第四条 市、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按照分级管理原则负责河道采砂的管理工作。
长江、嘉陵江、乌江的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由市水行政主管部
门负责。其中，市直管河段的河道采砂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委托
重庆市河道管理站具体管理，其余河段的河道采砂由市水行政主
管部门委托沿江区县（自治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具体管理。
其他河流的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由所在区县（自治县、市）
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区县（自治县、市）边界河段的河道采砂管理由相邻区县（自
治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市水行政主
管部门指定的区县（自治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边界河段的具体范围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划定。
第五条 河道采砂实行统一规划制度。
长江河道的采砂规划，依照《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的规
定编制和报批。
嘉陵江、乌江河道的采砂规划，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沿
江区县（自治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编制，征求市交通行
政主管部门意见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其他河流的河道采砂规划，由沿河区县（自治县、市）水行
政主管部门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送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备
案。涉及通航河道的，在报批前应征求同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
者航道管理机构和海事机构的意见。
河道采砂规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确需修改时，应当
依照上述规定报批。
第六条 河道采砂规划应当充分考虑河道防洪安全和通航安
全的要求，符合流域综合规划和防洪、河道整治以及航道整治等
专业规划。
第七条 河道采砂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禁采区和可采区；
（二）禁采期和可采期；
（三）年度采砂控制总量；
（四）可采区内采砂船只和岸砂采掘点的控制数量。
第八条 河道的下列区域应列为禁采区：
（一）河道堤防、桥梁、闸坝的保护范围；
（二）现行的航道范围内，航标周围20米内，埋有航标地下
管道和线路的区域，主航道过渡段上下边滩接岸部分，非通航汊
道的鞍凹部分，有利于维持山区河流通航条件的石梁、石嘴等；
（三）下河引道3米内，电缆线架3米内；
（四）船舶停泊和作业区域，车、客渡通道，系舶设施3米
内，危险品锚地；
（五）其他依法应禁止采掘的区域。
第九条 有关区县（自治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
嘉陵江、乌江的河道采砂规划，拟订本行政区域内嘉陵江、乌江
的河道采砂规划实施方案，报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长江河道采砂规划实施方案依照《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
的规定拟订和报批。
第十条　市、区县（自治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
第四条规定的河道采砂管理权限和本行政区域内河道的水情、汛
情、工情、航道变迁和管理等需要，在河道采砂规划确定的禁采
区、禁采期外增加禁采范围、延长禁采期限，报本级人民政府决
定后公告。
第十一条 河道采砂实行采砂许可制度。河道采砂许可证由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
长江、嘉陵江、乌江的河道采砂许可证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
颁发。其中，市直管河段的河道采砂许可证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
直接审批发放；其他河段的河道采砂许可证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
委托沿江区县（自治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具体审批发放。
长江、嘉陵江、乌江以外的其他河流的河道采砂许可证由所
在区县（自治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颁发。
河道采砂许可证一年一换，在限期内有效。
第十二条 在河道内申请采砂的单位必须是经合法注册登记
的企业法人，申请采砂的个人必须是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
申请使用采砂船采砂的，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长江河道内的采砂船采砂动力为80至150马力，嘉陵
江河道内的采砂船采砂动力为50至100马力，其他河道内的采砂
船采砂动力不超过50马力；
（二）采砂船舶、船员证书齐全；
（三）有符合要求的采砂设备和采砂技术人员。
第十三条 申请在市直管河段内采砂的，应向市水行政主管
部门提出采砂申请。申请在其他河段（河流）内采砂的，应向所
在区县（自治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采砂申请。
申请河道采砂，应填写河道采砂申请表。河道采砂申请表应
包括开采项目、开采范围、开采总量、作业方式、弃料处理、开
采期限等内容。
第十四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收到河道采砂申请后，对符合第
十二条规定条件和下列条件的，应到现场踏勘，并绘制采砂范围
地界图：
（一）符合河道采砂规划确定的可采区和可采期的要求；
（二）符合年度采砂控制总量的要求；
（三）符合规定的作业方式；
（四）符合采砂船只、岸砂采掘点数量的控制要求；
（五）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必要条件。
第十五条 对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采砂申请，水行政主管
部门应在收到采砂申请书后30日内予以批准并发放河道采砂许
可证；不予批准的，应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河道采砂许可证应明确规定开采项目、开采范围、开采深度、
开采总量、开采期限、作业方式、弃料处理等具体事项。
第十六条　采砂范围涉及航道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书面
征求航道管理机构和海事机构的意见。征求意见书应附采砂范围
地界图。航道管理机构和海事机构对拟批准的采砂范围有不同意
见的，应当在7日内提出书面意见并说明理由。
第十七条 对可能造成河势变化或航道变化的采砂申请，水
行政主管部门应组织有关部门及有关方面的专家进行科学论证，
对确有可能危及河势稳定及防洪安全、航道安全的，不予批准。
第十八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发放涉及航道的河道采砂许可证
时，应通报航道管理机构和海事机构。航道管理机构和海事机构
有异议的，可以报请发证机关的本级人民政府裁定，但不得因此
阻碍采砂活动的正常进行。
第十九条　因特别原因确需在第八条规定的禁采区域内采砂
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应组织有关方面的专家进行科学论证，并征
得有关管理部门或单位的同意。
第二十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在批准发放河道采砂许可证时，
可采取招投标方式确定采砂单位或个人。
第二十一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年采砂总量不得超过规
划确定的年度采砂控制总量。
受委托审批发放长江、嘉陵江、乌江河道采砂许可证的区县
（自治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每月10日前将上月的河
道采砂审批发证情况和实施情况报告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市水行
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第二十二条 从事河道采砂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下列
规定：
（一）严格按照河道采砂许可证批准的地点、范围、开采总
量、作业方式和期限进行开采（确需改变的，应当重新办理河道
采砂许可证）；
（二）随采随运，不得在河道内堆积砂石或废弃物；
（三）不得危害堤防、桥梁、航道、港口、码头、挡水坝、
输变电线路安全，不得损坏水文、水质测验、邮电、通信等设施，
不得破坏文物古迹；
（四）禁止伪造、涂改、买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方式
转让河道采砂许可证；
（五）禁止运砂船舶装运非法采砂船舶偷采的河砂；
（六）紧急防汛期，采砂单位或个人必须服从防汛指挥机构
的统一调度指挥；
（七）服从通航安全要求，设立明显标志，保障航道畅通和
航行安全。
第二十三条 从事河道采砂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颁发河道采
砂许可证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缴纳河道砂石资源费。河道砂石资源
费的具体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由市财政局、市物价局、市水利局
按国家有关规定制定。
从事河道采砂的单位和个人，不再办理采矿许可证和水上水
下施工作业许可证，不再缴纳河道采砂管理费和矿产资源补偿费。
第二十四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履行河道采砂管
理的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采砂单位或个人提供有关文件、证照、资料；
（二）要求采砂单位或个人就执行本办法的有关问题作出说
明；
（三）进入采砂单位或个人的生产场所进行调查；
（四）责令采砂单位或个人停止违反本办法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河道采砂未随采随运，在河
道内堆积砂石或废弃物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
为，采取补救措施，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擅自
采砂的；虽持有河道采砂许可证，但在禁采区、禁采期采砂的；
未按照河道采砂许可证的规定采砂的；伪造、涂改、买卖、出租、
出借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河道采砂许可证的或不依法缴纳河道砂
石资源费的，按照《重庆市河道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予
以处罚。
　　第二十七条 运砂船舶在采砂地点装运非法采砂船舶偷采的
河砂的，属于与非法采砂船舶共同实施非法采砂行为，依照《重
庆市河道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二）项的规定给予处
罚。
第二十八条 违反河道采砂的有关规定被依法没收的非法采
砂船舶，应当予以公开拍卖；难以拍卖或者拍卖不掉的，可就地
拆卸、销毁。
第二十九条 依照本办法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而有关区
县（自治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不给予行政处罚的，由市水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直接给予行政处罚；对
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权机关对负有责任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移
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一）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擅自修改河
道采砂规划、违反河道采砂规划批准采砂、不按照规定审批发放
河道采砂许可证、不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或不按照国家和市有关规
定收取河道砂石资源费的；
（二）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违
反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干扰或破坏采砂管理秩序、对采砂单
位或者个人乱发证、乱收费的。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市直管河段，指长江从钓鱼咀至郭
家沱河段、嘉陵江从磁器口至朝天门河段。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建
成后，市直管河段的范围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水位和水势变
化重新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3年12月1日起实施。市人民政
府1999年8月4日下发的《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河道
采砂管理办法的通知》（渝府发〔1999〕56号文件）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