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大常委


北京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
市人大 市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及公民，都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必须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力量，运用政治、法律、行政、经济、文化、教育等手段进行综合治理，落实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等各项工作任务。
第四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必须坚决打击和防范并举，治标与治本兼顾，重在治本的方针，实行专门机关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本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由市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实施，各部门、各方面齐抓共管，积极参与。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应当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发挥骨干作用。

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六条 市、区、县、乡、镇和街道设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
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所需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列入财政预算。
第七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负责本部门、本单位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根据需要设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或者领导小组，或者配备专职、兼职人员。




各单位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应当执行上级主管部门的部署，接受所在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的指导、协调和检查。
第八条 市、区、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的职责：
（一）宣传贯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二）贯彻执行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的决定和部署，根据本地区的社会治安情况作出相应的安排并督促实施；
（三）指导、协调、推动辖区内各部门、各单位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任务；
（四）开展调查研究，总结推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经验，决定表彰、批评事项或者向有关主管部门、单位提出奖惩建议；
（五）办理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交办的事项。
第九条 乡、镇、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的职责：
（一）贯彻执行上级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部署，制定本地区的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推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三）检查、推动辖区内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落实，开展各种形式的治安防范活动；
（四）指导、帮助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五）协调辖区内其他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的工作。
第十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任务：
（一）组织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二）组织实施本单位的治安责任制，落实安全防范和治安管理措施，维护内部安全；
（三）根据公安、检察、审判机关的要求，协助调查与本单位有关的违法犯罪案件；
（四）调解本单位内部或者与本单位有关的民间纠纷；
（五）办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其他事项，并参加所在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活动。
第十一条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任务：
（一）宣传法律、法规、规章，进行防盗、防火、防破坏、防治安灾害事故等安全教育；
（二）加强对治安保卫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领导，组织居民、村民搞好治安防范，调解民间纠纷，协助政府有关部门管理常住人口的暂住的外来人口；
（三）组织制定居民公约、村规民约，并监督执行；
（四）及时向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社会治安情况和居民、村民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要求。

第三章 打击违法犯罪
第十二条 公安、检察、审判机关应当根据各自的职责，依法打击各种危害社会的违法犯罪活动，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
第十三条 公安机关应当加强侦查破案工作，提高发现、查获犯罪分子的能力；组织以人民警察为骨干的多种力量参加的治安巡逻，依法取缔违法活动，打击现行犯罪。
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和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根据突出的社会治安问题，适时组织专项治理或者由公安机关组织集中打击违法犯罪的统一行动。
第十五条 公安、检察、审判机关对公民控告、检举或者扭送的犯罪人员，都应当接受，及时依法处理，并保护控告、检举和扭送人的安全。

第四章 治安防范和群防群治
第十六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贯彻落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治安防范、治安保卫责任制和交通安全、消防安全责任制等规定，积极采用技术防范措施，确保安全。
第十七条 检察、审判机关对在办理案件中发现的社会治安隐患，应当及时向有关单位提出检察建议、司法建议。有关单位对前述建议应当认真研究，改进工作，并且回告发出建议的机关。
第十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治安保卫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和治安联防、交通安全、消防安全以及护路、护线等群防群治组织的建设，开展军民、警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动员、组织人民群众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群防群治组织应当严格依法办事，保护公
民的合法权益。
人民武装部门应当组织民兵积极参加维护社会治安的群防群治活动。
受益单位对所在地区的群防群治活动，应当从人力、物力上给予支持。
第十九条 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对保安服务公司的指导，发挥其在治安防范中的作用。
第二十条 城乡规划建设部门应当将公共场所、城镇居民楼院的治安防范设施和公安、法院派出机构的办公用房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居民区应当推广公寓式管理办法。

第五章 行政管理
第二十一条 工商行政、税务、环卫、商业、文化、旅游、园林等部门应当对繁华地区、商场、集贸市场、公园、风景游览区，以及饮食服务、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等公共场所加强管理，完善管理制度，配合公安机关依法查处取缔扰乱社会秩序、经济秩序、妨害公共安全等行为，维护
社会安定。
第二十二条 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部门应当与公安机关密切配合，共同对影剧院、歌舞厅、电子游艺厅、营业性台球室、录像放映室、书店、书报摊等场所加强管理，严禁制作、播放、出版、出售反动、淫秽或者其他有害的读物和音像制品。
第二十三条 公安机关与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旅店、废旧金属回收、旧货业、印刷、刻字、复印、小件寄存、修配钥匙、出租汽车以及汽车修理等行业的管理，防范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第二十四条 生产、运输、储存、使用枪支弹药、爆炸物品、剧毒物品、放射性物质等危险物品以及麻醉药品的单位，应当对上述物品严格管理，防止丢失、被盗和发生事故。上级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应当加强监督、检查。
第二十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公安、工商行政、税务、商业、劳动、环卫、城建、房管、卫生防疫等部门应当密切配合，按照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加强对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的管理和教育，保护其合法利益，制止和取缔违法行为。
第二十六条 外地来京暂住人员租赁本市城乡私人合法所有房屋，租赁双方都应当遵守本市有关加强对暂住人员租赁私有房屋管理的规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房管部门和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应当加强管理和监督。
第二十七条 民政部门应当做好优抚安置、救灾救济、社会福利工作。民政、公安部门应当做好收养、收容精神病人的工作。公安部门应当及时收容遣送流浪乞讨人员。

第六章 思想教育与法制教育
第二十八条 各部门、各单位应当认真开展各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和尊重社会公德的教育；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采取各种措施，积极疏导社会矛盾；正确调处民间纠纷，防止矛盾激化。
第二十九条 学校、社会和家庭应当互相配合，加强对青少年的理想、道德、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
教育部门应当办好工读学校。
第三十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应当根据各自的特点，加强对职工、青少年、妇女的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
第三十一条 个体劳动者协会应当加强对个体劳动者的职业道德和法制教育，增强他们遵纪守法的意识。

第七章 改造与安置
第三十二条 全社会都应当支持劳动改造、劳动教养工作。劳动改造、劳动教养机关应当认真履行职责，加强对违法犯罪人员的教育、挽救、改造工作，减少重新犯罪。




劳动改造、劳动教养机关应当对劳动改造、劳动教养人员进行文化、技术培训，有关部门应当积极配合，为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人员就业、就学创造条件。
第三十三条 劳动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通过介绍就业、组织起来就业、自谋职业、原单位安置等办法，妥善安置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人员。各单位在招工时，对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人员不得歧视。
第三十四条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有关单位应当协助公安、检察、审判、司法行政机关对被剥夺政治权利、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保外就医的犯罪人员和所外执行、保外就医的劳动教养人员，做好监督、考察和教育工作。

第八章 目标管理与考核
第三十五条 市、区、县、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纳入两个文明建设的总体规划，制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计划，并实行目标管理。
第三十六条 各部门、各单位应当根据本部门、本单位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任务、职责，建立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和考核、奖惩办法。

第九章 奖惩与保障
第三十七条 认真执行本条例，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所在单位给予表彰、奖励；有特殊贡献的，由市、区、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推荐，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批准，给予记功或者授予荣誉称号
（一）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成绩突出的；
（二）在治安防范、调解民间纠纷、安置帮教、交通安全、消防安全、法制宣传教育等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
（三）单位主管负责人和治安责任人，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尽职尽责，做出优异成绩的；
（四）见义勇为，同违法犯罪作斗争事迹突出的；
（五）保护、抢救国家、集体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有功的；
（六）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有其他突出贡献的。
第三十八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凡是未达到本地区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规定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的，不得评为年度精神文明单位；其单位主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当年不得升职，不得评为先进个人。
市、区、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对前款规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单位主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不落实，发生重大刑事案件或者重大治安事件，致使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二）对内部矛盾和纠纷，不及时消除、化解，处置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疏于防范和管理，连续发生案件，又不积极采取措施改进的；
（四）由于管理、教育、防范措施不落实而发生重大、特大交通事故或者火灾事故的；
（五）对本单位发生的犯罪案件和存在的重大治安隐患隐瞒不报、置之不理的；
（六）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不认真履行职责，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
第四十条 公民为维护社会治安，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壮烈牺牲的，依照《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规定授予烈士称号，并对其家属进行抚恤。
第四十一条 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因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误工的，视同出勤；负伤致残的，由所在单位按因公负伤致残处理；死亡但不符合批准烈士条件的，按因公牺牲处理。
其他公民因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负伤致残符合评残条件的，由民政部门参照国家有关参战残废民兵民工的规定办理；死亡但不符合批准烈士条件的，由民政部门参照《民兵民工伤亡抚恤暂行条例》的规定办理。
对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作出贡献的待业人员，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优先推荐和介绍其就业。
第四十二条 公民因同违法犯罪作斗争负伤、致残或者死亡的，其医疗、丧葬、生活补助等费用，依法由侵害人或者其监护人承担；侵害人或者其监护人确实无力承担的，由当地人民政府按照有关规定解决。
第四十三条 公民在同违法犯罪行为和治安灾害事故作斗争以及在调解民间纠纷中人身受到伤害的，医疗单位应当及时抢救、治疗。

第十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2年10月8日
谈“上诉不加重”原则的理解与适用

郭 瑞 曹 柯


在实践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场景：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因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但二审判决不仅没有减轻其责任，反而还加重了上诉人的责任。对此，拿到二审判决书的上诉人不仅感到失望，而且还很疑惑，抱怨在对方没有上诉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判其承担比一审更重的责任？为什么不能像刑事诉讼中“上诉不加刑”原则那样建立一个保护上诉人上诉利益的原则，以减轻民事诉讼中上诉人承担的风险？为解决这个问题，学者提出了在民事诉讼中确立“上诉不加重”原则（又称为“禁止不利变更”原则或“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的办法，其内容是在民事诉讼的二审程序中，要求二审法院对上诉案件的审判原则上不能将上诉人置于更加不利的境地，既不能加重上诉人的民事责任，也不能减损上诉人既得的民事利益，使上诉人的负担不得因上诉而超过一审判决[①]。

“上诉不加重”原则提出的目的和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要打消上诉的顾虑，便于当事人行使上诉权。但对于“上诉不加重”原则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目前学术上的探讨还比较有限，对具体的理解与适用问题更是涉及较少，以致于在司法实践中对该原则的掌握比较混乱。基于此，本文拟从理论上、制度上以及操作上等几个方面来分析和理解“上诉不加重”原则：

一、“上诉不加重”原则的理论基础。

（一）审判权的地位变迁

由于我国司法审判权依附于行政权力的历史，使得不论对社会而言，还是从法院自身来看，法院审判行政化的色彩特别浓厚。要求法院发挥主动性，为当事人排忧解难的愿望在社会中也广泛存在，并且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市场、小政府”的市场要求强调的是国家机关行为的被动性，这一点对法院审判权的行使来说尤为重要。“不告不理”的法制传统注定了司法审判权天生的被动性，而法制现代化也必然使民事诉讼的改革不单局限在当事人主义构架的建立方面，更是要发挥当事人的主动性，使当事人摆脱作为审判客体的尴尬地位，建立以诉权行使为主线并贯穿整个审判始末的司法审判新体制。在这种背景下，审判权由主动转为被动的地位变化为“上诉不加重”原则的确立提供了司法观念上的准备。

（二）对“有错必究”的重新认识

“有错必究”是我国一项重要的法制原则，也是法院树立公正形象的重要手段，在社会上已经成为了司法权威的象征。随着社会的变革，以前那种竭力去找回逝去已久的客观事实，去实现事过境迁的司法公正的模式已经与现代社会对法制的要求不相符合。现代法制所推崇的价值观念要求法院在维护公正的同时，还要考虑到自由、秩序、效率等价值观，并找准这几种价值的平衡点。在这种环境下，“有错必究”就不能脱离法所具有的多重价值属性而单从司法公正这一个角度去理解。对“有错必究”中的“错”的认定，除了考虑是否分配不公或机会不等外，还要看是否有违自由处分的原则，是否影响秩序的稳定，以及是否导致了诉讼资源的浪费等等。在纠正这些“错”时，也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从各个方面综合评价，作出妥善处理。正由于纠错标准的多样化与复杂化，使“上诉不加重”原则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我国长期所遵循的法制原则之中。

（三）二审程序的性质探讨

从多审级设置的目的来看是要保证公平的结果，但是诉讼也不能遥遥无期的进行下去，因而在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益之间始终存在一个取舍的问题，这样的取舍就决定了诉讼程序的性质。对于民事诉讼二审程序的性质，目前理论上分为复审主义、事后审主义和续审主义三种。我国由于长期受前苏联诉讼制度的影响，一直采用的是复审主义的观点，目的是为了尽最大程度追求客观公正。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民事纠纷越来越多的起诉到了法院，一味追求公正的诉讼价值观念受到了挑战，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的呼声促使民事诉讼的价值观开始向司法效益倾斜。再加上我国加入WTO后对司法体制又提出了如何与国际接轨的新要求，二审程序的性质已经逐步由复审主义转向了国际普遍采用的续审主义观点。第二审不再对第一审全部的内容重新进行审理，而是以一审为前提对当事人不满意一审的部分继续进行审理。这种转变就使得“上诉不加重”原则的确立成为了必然。

由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变化，法院对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提出的上诉不再是对一审内容的重新审理，二审程序也不再以实现单纯的纠错功能为目的。按照现代法制的要求，新的诉讼模式应当尊重当事人自由处分的权利，实现司法效益；应当权衡公平、自由、秩序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从制度上扫除诉权行使的障碍，吸收当事人的不满情绪，使当事人更能够理解和接受二审裁判的结果，发挥法院终局裁判的效力。这样看来，通过不加重上诉人责任的方法来打消上诉的顾虑已经成为了现代法制条件下民事诉讼二审制度改革的方向之一。

二、“上诉不加重”原则的法律依据

“上诉不加重”原则在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法中尚没有明确的规定。其实，作为一项原则，其在国外的民事诉讼制度中也没有以具体法律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贯穿于处分权、上诉权以及二审审查范围等法律规定之中。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实际上已经为“上诉不加重”原则的适用奠定了法律基础。

（一）明确了当事人的处分权

在《民事诉讼法》第13条中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该规定确立了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处分权，为诉权理论乃至于诉讼模式的构建提供了制度上的基石。当然，以诉权为主线而提出的“上诉不加重”原则也以此规定作为了基本的法律依据；

（二）规定了二审的审查范围

《民事诉讼法》151条明确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的法律进行审查”，该条规定对二审的审查范围予以了明确，确定了二审续审主义的性质。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0条中规定了“第二审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51条的规定，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时，如果发现在上诉请求以外原判确有错误的，也应予以纠正”，但该解释因为与现代诉讼体制的要求不符，后来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35条中被改为了“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但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在这个解释中重申了二审的审查范围应限于上诉请求的原则，也为“上诉不加重”原则的提出做好了准备。对于该《规定》之所以将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行为排除在原则的适用范围之外，原因是要在承认辩论主义和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同时，对于不属于私权纠纷的行为进行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在最近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第13条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即“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有关证据”。这样的除外条款使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益以及他人合法利益的当事人不能享受辩论主义和自由处分原则的垂青，也为“上诉不加重”原则的适用划定了界限。

（三）指出了法院审判的被动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该条规定从建立释明制度的角度明确了法院审判的被动性，强调了法院的审理不能脱离当事人的意志。法院审判权的被动性毫无疑问就是“上诉不加重”原则建立的核心。

（四）更正了对错案的认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6条规定“由于当事人的原因未能在指定期限内举证，致使案件在而二审或者再审期间因提出新的证据被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或者改判的，原审裁判不属于错误裁判案件。一方当事人请求提出新的证据的另一方当事人负担由此增加的差旅、误工、证人出庭作证、诉讼等合理费用以及由此扩大的直接损失，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纠正了一些人认为只要原审裁判与案件的真实事实不一致就是裁判错误的观点，打消了追求客观真实那种不切实际的愿望。从认识论的理论层面和法律约束的制度层面两方面来看，由于诉讼中对证据的认知受特定时间、空间和探知手段的限制，可能出现法院查明的情况与案件事实不一致的情形；并且在有些案件中即使查清了客观事实，如果存在权利失效或失权等情况时，判决结果也可能与客观公正不符，但在法律上就不能认为在这些案件中法院所作出了错误的裁判。减少了这方面的压力后，按照“上诉不加重”原则裁判的案件就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

从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在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制度中已经在当事人的处分权，二审审查范围、审判的被动性和对审判错误界定等方面建立了相关的制度，为“上诉不加重”原则的确立做好了法律上的准备。虽然没有具体的规定提及“上诉不加重”原则，但作为一项操作中实际运用的原则所必须的法律支持已经完全具备了。

三、“上诉不加重”原则的要件

简而言之，“上诉不加重”就是不得在二审程序加重上诉人的责任。但作为一项诉讼原则，其内涵所包括的要件则远不止于此，具体可以分为以下4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