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

一
中俄两国元首全面讨论了中俄关系的现状和前景，并声明，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之间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是唯一正确的历史选择，也是应对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发展所带来挑战的需要。
近10年来，两国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积极变化。进入21世纪，中俄关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越来越坚实，政治互信加深，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得到加强，互利合作取得实质性成果。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密切接触对双边关系发展发挥着主导作用。
两国元首一致认为，中俄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和深化战略协作有着广阔前景和巨大潜力。双方决心继续不懈努力，不断推动两国友好互利合作迈向新水平。
两国元首重申：双方将继续加强两国高层互访和定期会晤机制，提高政治和军事领域的互信水平，经常就重大的双边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加强并巩固两国外交、国防、执法、经济和科技部门的协调与协作；加强两国地区间友好交往与务实合作。

　　　　　　　　　　　　　　　　二
2001年7月16日，两国元首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一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该条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为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条约是确保双边关系不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为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协作开辟了新前景。
两国元首重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中俄各自国内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双方决心恪守条约所确定的方针和原则，不断推进、扩大并以新的内容充实和深化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双方关切的问题上协调立场和相互支持，充分体现“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永不为敌”的伟大战略思想，与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共同迎接新时代的挑战。
双方强调，两国友好关系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国家关系。两国元首深信，条约所奠定的坚实基础将把本世纪的中俄关系提高到新的更高水平。
两国元首指出，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际法的基础要素，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也是每个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坚决谴责和打击破坏上述原则的任何企图和行为是每个国家的合法权利。中俄坚定支持对方在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方面的政策和行动。
俄方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罗斯不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和进行官方往来。俄罗斯始终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方支持俄方打击车臣恐怖分裂分子的努力。
中俄不允许在本国领土上成立损害两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组织和团伙，并禁止其活动。
两国元首指出，为解决中俄边界尚未协商一致两个地段的边界线走向问题，找到双方均可接受的方案，当前巳具备最为有利的条件。为此，责成两国外交部早日结束边界谈判进程。
彻底解决历史遗留的中俄边界问题，对两国关系的战略前景具有深远意义，将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产生重要的稳定作用。

　　　　　　　　　　　　　　　　三
两国元首认为，加强并全面推进双方经贸合作的积极势头，对确保中俄整体关系的稳定和长远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两国元首认为，两国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意义重大，高度评价这一机制为发展中俄长期经贸合作所作的贡献。
双方指出，为使经贸关系在稳定和可预见的环境中发展，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扩大贸易规模，遵过提高其中高技术、机电产品以及其他高附加值商品的份额，改善商品结构；为两国商品；服务和投资进入对方市场创造有利条件；加大经济技术和投资合作力度，包括建立合资企业、生产合作、技术转让；完善贸易服务体系，包括加强银行结算、信贷、保险领域的合作；加强有关使贸易制度符合国际规范的法律、行政、管理等工作；加强中小企业联系。双方将力争在双边经贸关系整体发展和质量提高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考虑到能源合作对双方的重大意义，两国元首认为，保证已达成协议的中俄原油和天然气管道合作项目按期实施，并协调落实有前景的能源项目，对确保油气的长期稳定供应至关重要。
双方同意，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其作为世界经济贸易共同体平等成员融人世界经济体系具有特别意义。双方认为，应以积极和建设性的态度就俄加入世贸组织条件进行双边谈判，并在考虑双方利益的基础上达成有关协议，这有助于加强中俄经贸关系。中方表示支持俄罗斯联邦加入世贸组织，并认为这将使该国际组织具有更大的广泛性。
　
　　　　　　　　　　　　　　 四
两国元首认为，扩大双方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媒体领域的友好交流与合作，有利于加强两国睦邻友好和互信的社会基础。双方认为，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并高度重视完善其工作形式和工作方法。
为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双方愿进一步采取切实措施，促进中俄公民之间的相互往来，规范和完善有关法律制度。
两国元首强调，开展执法领域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将在打击非法移民领域开展合作。
两国元首指出，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生态和环保领域的合作，并完善有关法律制度，认为应重视边境地区的环保合作。　

　　　　　　　　　　　　　　五
国际恐怖主义在纽约、莫斯科、巴厘岛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罪行表明，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对主权国家的安全及全球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全球安全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两国元首认为，解决这些问题不应采取“双重标准”，打击恐怖主义必须依靠所有国家的共同努力。为此，中俄决心在双边和多边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采取必要的切实步骤，以严厉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双方重申，车臣和“东突”恐怖分裂分子是国际恐怖主义的组成部分，世界各国应予一致谴责和共同打击；为有效维护各自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促进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繁荣，双方将加强反恐领域相互支持的力度和在国际上的协调与合作。
今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圣彼得堡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两国元首高度评价该组织开展反恐合作的潜力，主张该机构尽快开始实际工作。
双方高度评价中俄反恐工作组的工作，并特别强调，该工作组所形成的建设性与信任对话关系完全符合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水平。

　　　　　　　　　　　　　　六
“9·11”事件以来，国际形势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挑战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局部冲突此起彼伏，紧张和不稳定的根源依然存在，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人类的和平与发展面临不容忽视的挑战。
两国元首认为，世界各国的和谐并存和多样性、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有助于加强全球稳定与安全。双方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总趋势加强的情况下，各国人民均希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将保障所有国家的持续发展和平等安全。
中俄主张，联合国是多极世界中保障国际安全与合作的主要机制，其核心作用应得到加强。双方赞成进一步提高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的效率。
双方认为，在全球化和科技进步时代，各国的相互依存度加深，必须制定一个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国际安全的军事、政治、经济、生态和人文内容是密不可分的，这一认识应成为上述总体战略的基础。
两国元首认为，双方在战略稳定问题上的相互协作对加强国际安全、全球和地区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将在双边关系框架内和有关国际论坛开展合作，推动在军控、裁军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领域制定和采取有效的措施。双方将进一步努力，推动两国关于缔结外空非武器化国际协议的共同倡议。
双方将继续在解决导弹扩散问题方面开展密切协作。双方认为，应进一步探讨和推动进行有关多边谈判的建议，以便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导弹防扩散机制协议。联合国等多边组织应在这方面发挥主要作用。中俄愿继续就防扩散出口控制问题进行双边对话。
双方高度重视在保护和促进人权方面开展国际合作。双方认为，在人权问题上不能采取“双重标准”，反对在国际关系中利用人权问题施压。
　　双方强调，以政治和外交手段，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地区冲突应成为国际关系准则。
　　双方继续坚持主张，只能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在严格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基础上，求得伊拉克问题的全面彻底解决。双方表示，愿为此继续在联合国框架内进行合作。
　　双方讨论了中东局势，对旷日持久的巴以对峙表示严重关注。双方确信，武力手段不可能解决双方分歧，达成政治解决符合所有国家的长远利益。政治解决的目标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在安全和得到承认的边界内和平共处。
　　　　　　　　　　　　　　七
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当今维护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未来多极世界结构的支柱之一。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注入新活力，使其更积极地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促进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建立平等对话的合作气氛，符合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的共同利益。
因此，两国元首认为，加强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相互协作具有头等重要意义。
中俄愿同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一道，致力于加速实现该组织机制化，尽快成立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和地区反恐怖机构；加大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力度，采取措施制止毒品走私和其他形式的跨国犯罪；深化各方在经济和人文领域的广泛合作；积极开展上海合作组织同其他国际组织和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以维护本地区及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八
两国元首认为，在亚太地区安全领域加强多边协作是巩固全球战略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为保障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两国将致力于建立有效的地区多边合作体制。
两国元首对有关国家以集团为基础在东亚合作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前景和可能产生的后果表示忧虑，重申这一合作不应破坏地区和全球安全与稳定。双方呼吁有关各国就以集团为基础在东亚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问题加强对话。中俄将继续在双边框架内就上述问题保持磋商。
双方讨论了中亚局势，并指出，维护该地区的稳定与安全至关重要。
双方指出，东盟在建立亚太地区新型国家关系方面发挥着建设性作用，认为东盟地区论坛是就地区安全问题开展政治对话的有效机制。双方重申愿在东盟地区论坛框架内进行紧密协作。
俄罗斯重申，积极看待“东盟+3”进一步发展对话合作机制。中国愿为俄罗斯同这一机制在双方共同关心的领域建立联系给予必要的协助。
　　双方认为，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全面发展经贸、投资和技术合作是对亚太地区稳定和发展事业的重大贡献。双方愿就亚太经合组织事务进行经常磋商，协调观点和立场。
双方高度评价亚欧会议为推动亚欧新型平等伙伴关系深入发展所作的贡献。中方支持俄罗斯加入亚欧会议。
两国元首欢迎在亚洲有关地区建立无核区，认为这样的无核区应充分考虑所有国家的利益和关切。两国元首支持继续并深化近年来朝鲜半岛已开始的缓和进程，特别是朝韩之间的对话与合作，赞成朝日关系正常化，赞成落实平壤最高级会谈的成果。
双方认为，保持朝鲜半岛无核地位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扩散制度对东北亚的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双方强调，美朝应一如既往地遵守以前达成的各项协议，包括1994年框架协议，并在此基础上，本着为解决相互关切进行建设性平等对话的原则，实现关系正常化。双方将继续同朝韩两国发展睦邻友好与合作关系，以利于该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双方完全支持阿富汗过渡政府根据波恩协定、支尔格大会决定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使国家局势正常化所进行的工作。双方对阿富汗局势仍不稳定、塔利班运动残留势力活跃、民族矛盾激化和毒品生产有增无减表示不安。双方强调必须保持联合国在解决阿富汗问题中的主导作用。
两国元首声明，愿继续进行密切和相互信任的政治对话，扩大和深化互利经济合作，增进在国际事务中的相互协作，巩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俄罗斯联邦总统
江泽民 　　　　弗·弗·普京

2002年12月2日于北京

“奉献爱心”急盼有法可依

谭伟强


近年来，我国的募捐活动越来越多，主体有希望工程、红十字会、慈善总会、一些媒体和单位、社区，以及个人自发组成的团体；募捐形式也多种多样，有的在超市、商场、街头和机场、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摆个募捐箱就可以了，有的举办义演活动，有的通过在社区和单位层层动员等等。目前募捐活动存在以下值得注意的问题：首先是多头募捐，目前的募捐活动大多没有建立登记制度，随意性大，谁起发起就可以发起，这容易被不法分子钻空子；第二，引起群众反感。一些地方的募捐活动成了指标任务，由领导层层对职工动员，反复劝说，使群众不敢不捐；第三缺乏专门的法律规范，产生因捐助发生的新型法律诉讼。
根据捐赠的目的不同，捐赠可以分为公益捐赠和非公益捐赠的社会募捐以及一般赠与行为。对于公益捐赠，我国于1999年6月28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简称捐赠法）。捐赠法规定了公益捐赠的范围，第三条规定：本法所称公益事业是指非营利的下列事项：　　（一）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疾人等困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活动；　　（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三）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四）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并且对于捐赠发起主体也作了规定，第十条规定：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可以依照本法接受捐赠。本法所称公益性社会团体是指依法成立的，以发展公益事业为宗旨的基金会、慈善组织等社会团体。本法所称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是指依法成立的，从事公益事业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社会公共文化机构、社会公共体育机构和社会福利机构等。
对于一般捐赠行为《民法通则》也作出了规定，而对于两者之外的非公益捐赠的社会募捐尚无法律明文规范，由此发生的诉讼案件较典型的有，1997年12月23日在陕西提起诉讼的全国首例追索募捐款案和2000年10月8日在南宁提起诉讼的全国首例“爱心官司”。在两起案件中受赠人或受赠人法定继承人均作为原告要求被告募捐发起人返还社会募捐款余额。法院在判决中由于找不到社会募捐的相关法律法规，只能适用《民法通则》第四条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我们知道，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我们进行民事活动必须遵循的法律原则，是人民法院和仲裁机关裁决民事案件的准绳，但它只是原则性的规范，弹性大，只是对法律具体规定不足时的一种补充，不能完全替代专门的法律规范。像这样因为社会捐款引起的法律诉讼还有很多。原本彰显社会文明的公益事业却经常发生权利和利益纠纷，这在法律上发人深思。
从发展趋势上看，各种非公益捐赠的社会募捐活动会不断增多，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争议的几率无疑也会相应增大。怎样从法律上规范，确保实现捐赠者的愿望和保护受赠人的合法权益，围绕非公益捐赠的社会募捐而显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越来越多地摆到了人们面前。
与公益募捐比较，非公益捐赠的社会募捐的特点是：在募捐原因与捐助主体上，有特定的目的与对象，主要是为了帮助特定的对象摆脱财产上的困境，如解决治疗疾病开支、解决学习费用、救灾救难和实现其他特定目的等。捐赠方式及其操作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既有直接捐赠方式，也有间接捐赠方式；既有委托代理捐赠方式，也有一般委托捐赠方式。既可捐赠款项，亦可捐赠其他财物。在募捐对象上，向不特定主体募捐，但也向特定主体募捐。
公益募捐与非公益募捐存在行为目的与行为特征差异，有着不同的价值与作用。公益募捐具有组织性强、经常性和规范性保障社会公益目的的实现，它追求的是一般正义和普遍价值，是进行社会募捐活动的主要方式。非公益募捐则以其自发性、灵活性和快速性来显示其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是对公益募捐的必要补充。非公益募捐的拾遗补缺作用表现在：它总是及时出现在那些公益募捐制度设计延伸不到的地方。正因为如此，两者不能互相取代。 募捐人为救助特定对象自动发起或应邀参与非公益募捐的活动，其行为是合乎道德规范的，根据私法自治原则，法律一般不加限制或禁止。但是，由于一些募捐人同时充当募捐人和捐款代管人的双重角色，拥有很大的利益控制与支配权利，这一客观现实提出要对拥有募捐财产管理权的募捐人进行法律约束的必要。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规范非公益募捐行为的立法，而借助民法的一般规定和合同法中关于赠与合同方面的规定规范非公益捐赠行为显然是不够的。最大的局限与缺失表现在：无法据此对募捐人的募捐行为进行必要的规范与有效的约束，不能有效地保护捐赠人与受赠人的合法权益。如何规范各种非公益社会募捐行为，让捐赠者在理性和知情的情况下奉献爱心，是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
为此，笔者建议尽快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强化对非公益募捐活动及行为的规范。在现行立法框架下，可以根据民法通则与合同法的相关规定，通过权利制约的方式约束募捐人，保证捐赠者捐赠目的的实现和规范各种非公益募捐行为：第一，重点明确募捐发起人的资格、条件，以及与捐助人和受助人各自的法律地位及权利义务；第二，建立对募捐款物的交付、使用过程的监督机制，如募捐申报登记制度、信息公示制度、备案审查制度等；第三，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募捐行为应作为一种无偿行为看待，不允许进行有偿性募捐活动；其四，人民法院应依法正确审理涉及募捐问题的民事纠纷，依法制裁各种募捐欺诈行为，切实维护各方当事人特别是捐赠者和受赠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笔者建议在完善现有的《公益事业捐赠法》的基础上，制定一部专门的《社会募捐法》，规范劝募人、捐助人、受捐人三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作者： 谭伟强 （上海龙光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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