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歧视以及同命不同价的思考

孙英哲


　　歧视是当前社会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其产生原因可能是地域差别、人种种族差别、文化历史传统、民族信仰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我认为，当今社会的歧视有两种：消极歧视与积极歧视。其划分标准是歧视者有无将自己的歧视行为上升为社会行为，有无对被歧视者造成伤害的行为，有无造成社会影响。歧视行为若属前者，则歧视他人者的行为应当适用于法律；若属后者，因为其歧视行为未形成社会行为，还只是公民个人的私事，不满足“法律是社会行为规范”这一要件，所以不能适用于法律。而就前者来看，歧视应当属于侵权行为，是平等民事主体的自然人之间或法人与非法人之间一种关系，因而可能是一种民事关系，适用于民法或行政法。所以，除了“歧视行为违背了《侵权责任法》以及相关责任法”之外，“被歧视者真正感到自己受到了歧视”也是对“歧视”行为定罪的要件。
　　有观点认为，歧视分为私人歧视和国家歧视，不忙讨论这样分类有无道理，还是先分析一下他们吧。私人歧视正如上文提到的，形成社会行为才能适用法律，反之不适用。比如：“我”讨厌河南人，如果“我讨厌河南人” 这一内心想法只停留在意识层面，也就是说河南人没有因此而被我伤害过，那么我就不需要受到法律惩处；而如果我将这一想法上升为行动，“我”一见了河南人就给一顿耳光，那么河南人就有理由起诉“我”。国家歧视是不应当存在的，不仅因为国家歧视必然符合“社会行为”这一要件，还因为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相当于与国家定了契约 ，通过纳税来兑换国家对我们人权的保护，国家歧视我们的话不仅没有保护我们还对我们进行侵权，这就是违约。所以私人歧视不一定受法律制裁，国家歧视一定要受法律制裁。
　　然而，我们如果用主权在民的观点看待这一问题，就会发现“国家歧视”其实不存在。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属于大多数的人民。国家如果歧视一定不会歧视大多数人，反而是在大多数人的授意下“歧视”少数人，但此时我们就不能说“歧视”了，而要说“限制”。我们可以用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类推：1990年颁布实施的德国民法典第823条： 是以行为本身的性质对侵权行为是否“不法”作出界定。如果行为人行为的本身是合法的，即使该行为侵害了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该行为就不能界定为侵权行为。被我们认定为国家歧视的国家的某些做法基本上都是“照章办事”,都能够找到法律依据，所以基本上都是合法的，所以不论事实怎样，国家侵权本身是个错误概念。
　　了解了歧视的对象、分类、性质、后果之后，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歧视存在的原因。地域差别、人种种族差别、文化历史传统、民族信仰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只是表面原因，其深层次原因只需用一条原理概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里，我想换个更感性的方式来解释它：社会的供求关系不平衡决定了歧视的存在。这里的供求不是指经济上的供求，而是指社会对某些社会事物或社会现象的诱导产生与需求。例如，社会发展诱导产生了许多大学生，然而大学生的数量远远超过了社会需求，于是供求不平衡，“供大于求”，所以造成用人单位与大学生之间的地位的不对等，用人单位自然就会优中选优，哪怕他只需要一个只会打字的小秘书，如果是两个大学生竞聘该工作，一个英语过了六级，另一个连四级都没过，虽然那工作可能没有对英语的要求，但是相同的工资下，老板为什么不选最牛的那个过了六级的同学而退而求其次选择那个只过了四级的学生呢？这样固然对四级学生产生了歧视，但这是有理有据的。而如果供求情况发生了变化，劳动力数量不足以补充社会职位，也许就该轮到学生去挑选用人单为，去歧视用人单位了。再如国家实行梯级税率制度，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社会情况，这是因为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对“通过限制穷富分化来达到相对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最终实现社会健康持久发展”的需求，而目前社会供应的“是穷富分化严重”的社会情况，供求关系发生矛盾，所以就迫使国家进行税率调节。由此看来，“社会歧视”的调节手段就包括以下二种：1.自然调节。正如上文大学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歧视关系及其转化，它不限制方向，是一种消极的调节，“多溢少补”，最终是要达到平衡状态。2.自然调节刺激或指导下的人为调节。正如上文国家税率调节，它是有目的，有方向的。因为它往往是人们为避免社会到达自然调节产生的消极机制点以最大限度减少社会损失、最大限度维持社会平衡而做出的。如同一个钟摆，我们在它还未摆到最高点时就人为地阻碍它的运动使它尽快回到平衡点。这样的调节是我们为尽量避免消极结果而做出的超前调节，一般都是有方向的。
　　上文说到，歧视分为国家歧视和私人歧视。而在国家歧视中最有争议性的一个话题就是“同命能否同价”。

我这里有某网站对此做出的一项民意调查：
问题1：你是？（单选题）
GG 33.0％ 175票
MM 66.9％ 355票

问题2：你的年龄？（单选题）
20- 34.6％ 184票
30- 48.0％ 255票
40- 17.3％ 92票

问题3：你对同命不同价的看法（单选题）
城市水平高，应该比农村赔偿高 46.8％ 249票
生命面前人人平等，应该同价 38.6％ 205票
不好说 14.5％ 77票

　　由资料看来，普通民众对这个问题意见分歧也很大，没能形成绝对压倒性意见。这是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了许多法律概念问题与伦理问题。

1. 生命权问题。

　　我认为生命权就是我们获得生命之后保持自身生命存活的权利。这个权利是自然赋予的，即天赋人权，具有公理的性质，不能等同于国家法定的除人权以外的其他权利，因为那些权利都是我们在无形之中与国家达成社会契约后获得的，是法赋权利。所以它只能得到法律认可，而无法真正得到法律有效保护，毕竟，法再大，也没有回天之术使人复活。

2. 生命有无价值的问题。

　　我认为生命没有价值。首先，价值是商品才有的属性，承认生命有价值无异于承认生命是商品，这是对生命的亵渎。其次，怀着对我国法律概念之匮乏的理解，我们姑且按照大众想法来理解价值，暂时同意生命是有价值的。那么我想请问，生命的价值怎么算？按金钱吗？生命不是商品，没有包含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不能用钱算。那用什么算，好像我们计算价值的单位只有金钱而已。我觉得生命是以生命权的形式来计算的，单位是“次”，天赋人权，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恰好也印证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一个人，不论是活20岁，还是活60岁，放在万古流长的宇宙里只能算作沧海一粟，最终都会被抽象为一点，而不是我们所认识的一线，活20岁还是活60岁在哲学上没有什么实质差别。所以，如果生命能够衡量，只能以“次”为单位计算。

3. 生命权能不能赔偿的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生命权到底是谁的。我对这个问题比较迷惑，因为我们不能简单地因为生命归我们使用就判定生命归我们所有，生命为什么不归“自然”所有呢？生命毕竟不是我们创造的，也许我们占有的只是生命权的使用权，而“自然”才占有了所有权。如果是这样，侵权人应当赔偿所有权主体，补偿使用权主体。那么我们如何向自然赔偿呢？或者，其实我们根本没必要向自然赔偿，因为自然不需要我们赔偿，人从生到死的过程其实就是自然把生命权借出和收回的过程。不管人活得如何，如何死的，生死都是必经的过程，所以生命权的流动过程不会因人的生命过程出现异常而异常。所以生命权的所有权不用赔偿。
　　那么，生命权的使用权又如何补偿呢？既是补偿，就是说生命权的使用权不需要也不能被挽回，只能用其他等值的东西来补偿损失。上文已经讨论过，没有与生命以及生命权等值的东西，那么就取其次，用生命权的使用权主体的心理预期来做标准，可是这让法官如何裁量呢？这显然是个大难题，不过，幸好这是一个伪问题。因为我们如果要补偿，只能补偿给生命权的使用权主体，然而主体已经离开人世，对方还怎么赔？
　　有人说，应当将对生命权的补偿作为遗产转移给受害人的亲属。我们对某些权力作补偿是因为想去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如果我们将补偿简单地继承转移给他人，受害人又获得了什么？受害人因权力消失而留下的权力真空还是无法弥补，那么补偿就没有达到它真正的目的，所以这种补偿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如此看来，生命既无价值，又无法赔偿，那么死人就应该吃哑巴亏吗？这又让全社会如何看待生命？生命岂不是会沦为粪土吗？显然不是。死人当然不会吃哑巴亏，生命因其性质特殊无法挽回，但这不代表侵权人不用负责任，我建议应当用刑事惩罚来惩罚侵权人，以此来告慰、抚慰死者。同时，一个人丧失生命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人权的内容除了个体人权还包括集体人权，我建议我们在用刑事手段惩罚侵权人以告慰受害人之外，还应用刑事手段惩罚侵权人以告慰全人类，一次真正实现对生命的尊重，要让人们懂得侵犯他人生命权是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真正树立对生命的敬畏。在这个主题下的告慰性质的刑事处罚因为没涉及到钱，所以不会在“同命不同价”问题上引起争端。
　　此外，侵害他人生命权还涉及到补偿与他人关系密切者，如亲属。因为每个人都存在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中，承担着各种法律规定的责任与义务，一旦生命被侵害人终结就意味着不仅受害人而且受害人的责任对象也会被侵权。受害人生前可能是丈夫，死后自然无法承担《婚姻法》规定的夫妻互助义务；受害人生前可能是父亲，死后自然无法承担《婚姻法》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教育义务；受害人生前可能是子女，死后自然无法承担《婚姻法》规定的赡养老人的义务；受害人生前可能是单位里的核心人物、关键技术人员，死后单位自然要承担无法估量的损失……所以受害人的责任对象也应当受到赔偿。由于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一样，社会位置不一样，社会责任也不一样，因此对这一部分的赔偿而言，“同命不同价”合情合理合乎法律原则。
　　除上述赔付以外，我们还应当计算出受害人的生养成本，“生命无价”不代表“生活无价”。说句法外话，每个人都是一件投资品，环境尤其是家庭为我们做了很多投资，教育投资、情感投资……如果我们突然失去生命意味着环境为我们所作的投资全部付诸东流，那么投资方的利益就受到严重损害。生养成本，即环境投入应包括两大部分：国家投入和个体投入。国家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提供了很多福利、教育，同样也需要补偿，这是长久以来在涉及到生命权力的赔偿活动里总是被忽视的一个重要部分。个体投入包括精神投入与物质投入。精神投入一直以来都是以精神损失费的形式补偿的，我觉得不妥，因为精神损失无法科学地量化，个人觉得精神损失费的数目都是非理性的判罚结果，容易干预司法公正，而且我还觉得这只是物质补偿的一个借口，只是为了形式上更好看，或者因为各地目前对人命赔偿官司的规定中可能对抚恤金规定了上限，受害方律师转打精神损失费可能会给受害方带来更大利益。我认为补偿精神损失最有效最公平的方法就是侵权人负担受害人家属心理治疗费用，直至受害人亲属脱离心理阴影为止。除此之外，还可以考虑用对侵权人的刑事处理作对受害人亲属的抚慰手段，这样虽然可能会出现与用以告慰受害人的对侵权人做出的刑事处罚之间出现法律竞合的情况，但是如能从民事与刑事两个方面来抚慰受害人家属，就会更全面严肃地保护受害人及其家属权益，更能彰显法律对生命权、甚至是人权的重视，更能引导社会尊重生命。
　　搞明白生养成本的内涵之后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任务，即生养成本的算法。国家投入应当根据各地教育成本等标准来量定赔付额，各地标准不同，“同命不同价” 于此自然是合情合理合乎法律原则。而且这个不是目前的争议重点，我们没必要详细讨论。我们目前着重要讨论的是个体投入之赔偿。个体投入中的精神投入之赔付已经上文说过，那么其实真正麻烦的就是个体投入中的物质投入之赔付。这个物质赔付一定要精确，要实事求是，而不能像现行法律简单武断地按户籍来定标。
　　其实我们经过仔细探究之后是不难得出结论：“同命不同价”是合情合理合法的。然而这个问题在社会上却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争论。原因就在于此“不同价”非彼“不同价”，真正意义上的实事求是的“价格”算法一不小心被社会现实中武断、理亏的“价格”算法偷换了概念，搞出了平等原则与“同命不同价”之间子虚乌有的矛盾，造成了社会大众对“同命不同价”的误解，这需要立法者深刻反省。
　　以上是我的赔付方法。现行法律一些学者还有不同观点，下面我来一一分析。

　　1.以中国人民大学杨立新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我们在研究死亡赔偿金时注意到，死亡所赔偿的，应当是生命的价值，而不是因为死亡而减少的财产收入。因此，真正的死亡赔偿金，所赔偿的应当是死亡人的‘余命’，即一个人应当生存的年限由于侵权行为的侵害造成死亡结果而没有享有的生存年限。”
　　他观点中的价值一词的概念，我们先撇开不管，只说说观点性的东西。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暂行条例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1988年7月15日贵州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章 生产者、销售者和服务者的责任
第四章 社会监督
第五章 消费纠纷仲裁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时效和处理程序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消费者，系有偿获得商品和接受服务直接用于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商品生产、商品销售、营业性服务的单位、个人（以下简称生产者、销售者、服务者）和消费者均应遵守本条例的规定。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在本行政区域内实施本条例，依法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责。

第二章 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
第五条 消费者的权利：
（一）向生产者、销售者、服务者了解商品和营业性服务的质量、价格、计量、性能、用途、保修等情况，要求提供必要的说明；
（二）自由选择商品和服务项目，要求有质量、价格、计量、安全、卫生以及按规定的包修、包换、包退（以下简称“三包”）等保障；
（三）对商品和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可以向生产者、销售者、服务者提出意见、建议和查询。必要时，可以提出修理、退换或者补偿的要求；
（四）因商品和服务质量低劣等原因受到损害，可以向生产者、销售者、服务者提出索取合理赔偿的要求；
（五）少数民族消费者可以提出尊重和保护其法定特殊利益的要求；
（六）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可以向生产者、销售者、服务者的上级主管部门、消费者协会或者有关的经济行政监督管理机关投诉，也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六条 消费者的义务：
（一）尊重生产者、销售者、服务者的劳动，正确使用商品；
（二）遵守社会公德，不得阻碍生产者、销售者、服务者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第三章 生产者、销售者和服务者的责任
第七条 生产者、销售者和服务者必须本着为人民服务、对消费者负责的精神，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坚持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经营。
第八条 生产者、销售者、服务者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生产、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必须符合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质量、规格、计量、安全、卫生、包装、检验、检疫标准和要求；
（二）商品的价格及服务收费标准，应当符合国家价格政策，并且按规定标明价格；
（三）商品广告内容必须清晰明白，实事求是；
（四）按国家规定执行“三包”制度。
第九条 生产者、销售者、服务者必须接受有关经济行政监督管理机关和社会监督组织的监督检查。

第四章 社会监督
第十条 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成立消费者协会。县级以下行政区域、基层单位可以有计划地组建消费者组织。
县级以上消费者协会是以地方经济行政监督管理机关代表、社会团体代表、消费者代表为主体，企业主管部门代表、新闻单位代表参加的社会监督组织。
消费者协会的组织和经费问题，由《贵州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
第十一条 各级消费者协会对企业、个体工商户、承包经营户、个人合伙经济组织提供的商品和营业性服务进行社会监督，指导广大群众合理消费。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消费者协会的职责：
（一）了解消费者的意见和要求，向政府及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二）调查、了解商品市场情况，向消费者提供信息；
（三）组织、参与对市场的检查监督活动；
（四）涉及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大问题，向有关部门查询并要求及时答复；
（五）协助有关部门制定商品、服务质量标准并监督实施；
（六）协助政府主管部门研究和制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有关政策、规章、措施；
（七）组织和指导基层消费者组织开展活动；
（八）对经营危害消费者安全、身心健康商品的组织和个人进行披露，协助有关部门制止或者查处其非法行为；
（九）受理消费纠纷投诉，查询、调解消费纠纷；对重大的投诉案件，协助有关部门进行查处，并酌情公布结果；
（十）对投诉案件调解无效时，提交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仲裁；
（十一）支持或者代表不特定的多数消费者对侵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起诉；
（十二）对揭发、检举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严重违法犯罪行为或者协助办案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十三）与国内外消费者组织建立联系，交流情况，互转投诉，配合办案，组织和参加国内、国际的交往活动。

第五章 消费纠纷仲裁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行政区域设立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
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是经同级人民政府授权，由有关的经济行政监督管理机关、社会团体、律师和有关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处理消费纠纷的联合组织。
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的组织，由《贵州省消费纠纷仲裁办法》规定。
第十四条 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受理消费者协会调解无效的或者当事人申请仲裁的消费纠纷案件。
第十五条 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对仲裁不服，可以在收到仲裁决定之日起，十五日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对逾期既不起诉又不执行仲裁决定的，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十六条 下列各项为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一）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地方正式颁布标准的商品；
（二）生产、销售明令淘汰、过期失效、霉烂、变质的商品；
（三）生产、销售应该标明出厂期、有效期、保存期而不标明的商品；
（四）生产、销售按规定应附文字说明（使用说明书、标签、线路图、成份、重量等）而不附文字说明或者文字说明内容与商品实际状况不符的商品；
（五）生产、销售按国家规定应当持有生产许可证、专营许可证、检验合格证而未取得生产许可证、专营许可证、检验合格证的商品；
（六）生产、销售在包装和使用说明书上隐匿厂名、厂址的商品；
（七）销售应当当场测试而不当场测试的商品；
（八）销售未按国家规定进行检验、检疫的商品；
（九）销售残次、处理商品而未声明；
（十）按照国家规定或者买卖双方约定对商品实行“三包”而不履行；
（十一）违反国家和地方规定，强行销售、硬性搭配商品或者强行增加服务项目，敲诈勒索；
（十二）销售者因自身责任造成损失而转嫁给消费者；
（十三）以次充好、以假冒真、掺杂使假、短尺少秤；
（十四）违反国家和地方物价政策、规定，乱涨价、乱收费；
（十五）实际服务与规定的服务项目、收费标准不符；
（十六）利用商品广告弄虚作假，蒙蔽、欺骗消费者；
（十七）出版、发行、销售有淫秽、丑恶、迷信内容的书画报刊、音像制品等；
（十八）因其它原因使消费者受到损害。
第十七条 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单位或者个人，由有关经济行政监督管理机关、司法机关，按职责视情节给予下列单独或者并列处罚：
（一）责令向受害人赔礼道歉；
（二）责令对商品进行修理、调换或者退货；
（三）赔偿受害人的实际经济损失，并承担全部办案费用；
（四）罚款；
（五）没收非法收入；
（六）挂牌警告；
（七）暂停生产、营业，限期整顿；
（八）撤销生产许可证或者专营许可证；
（九）吊销营业执照；
（十）追究企业负责人和直接责任者的行政责任；
（十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广告经营单位违反审查规定，经营有虚假情节广告使消费者受到损害的，负连带责任。
第十九条 因消费者自身过失造成商品损失，由消费者本人负责，并承担因办案支出的费用。
第二十条 消费者侵犯生产者、销售者、服务者合法权益，情节严重的，由经济行政监督管理机关或者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第二十一条 对阻碍消费者协会、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经济行政监督管理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第七章 时效和处理程序
第二十二条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按以下时效期限请求保护：
（一）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时效的，从其规定；
（二）有约定履行期限的，在期限以内；
（三）未明确规定期限的，在一年以内。
上述时效，自受害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第二十三条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按以下程序请求保护：
（一）直接与销售者、服务者交涉，说明受损害情况，要求修、换、退或者赔偿。销售者、服务者应当满足消费者的合理要求，自收到来信或者接待之日起十日以内给予答复。属于生产者的责任，销售者应当先赔偿消费者的损失，然后再向生产者索赔；
（二）销售者、服务者不予解决或者超过规定期限未解决时，消费者可以向销售者、服务者的上级主管部门投诉。上级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投诉之日起十五日以内作出处理决定；
（三）销售者、服务者及其上级主管部门不予解决或者超过规定期限未解决时，消费者可以向有关的经济行政监督管理机关或者消费者协会投诉。情节严重的，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四条 经济行政监督管理机关、消费者协会或者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对消费者的投诉，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日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对决定受理的投诉，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三十日以内进行调查处理。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解释权属于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六条 《贵州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贵州省消费纠纷仲裁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发布。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自1988年9月1日起施行。



1988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