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政府


市政府关于颁发《常州市市区城市绿化管理办法》的通知

常政发〔2009〕21号


各辖市、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市各公司、直属单位：
　　现将《常州市市区城市绿化管理办法》颁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

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常州市市区城市绿化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快城市绿化事业的发展，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城市绿化长效管理，根据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江苏省城市绿化管理条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绿线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市区城市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
　　第三条　城市绿化工作实行属地管理。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市、区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管理城市园林绿化工作；各区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业务上受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市发展改革、规划、建设、交通、农林、国土资源、城管、水利、环保、财政、物价、审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城市绿化工作。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城市绿化建设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保障城市绿化建设和养护的经费。鼓励和加强城市绿化的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先进技术，提高城市绿化水平。
　　第五条　适龄公民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植树和城市绿化建设、保护等义务。
　　鼓励单位和个人以投资、捐资、认养等形式，参与城市绿化的建设和养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投诉、举报和制止损害绿化及绿化设施的行为。
　　对在城市绿化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六条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应当根据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及绿化发展需要，由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编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纳入城市总体规划组织实施。
　　第七条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应当包括规划依据，指导思想和原则，规划年限和范围，绿地系统布局，绿地指标和定额，各类绿地规划，树种规划，绿地近期建设规划，绿地规划的实施措施等内容。
　　第八条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应当合理设置公园绿地、附属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和其他绿地，并根据本地特点，充分利用自然、人文条件，与文物古迹的保护相结合，突出地方特色，充分发挥城市绿地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九条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应当安排与城市性质、规模和发展需要相适应的绿化用地面积。在城市新区，城市绿地应当不低于总用地面积的30％；在旧城区，城市绿地应当不低于总用地面积的25％。具体各类绿地单项指标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依法批准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应当严格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应当征求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并按法定程序报批。
　　第十一条　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绿化的现状、风景名胜、自然地貌以及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组织编制城市绿线规划，在征求建设、国土资源、交通、农林、水利等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后，确定各类绿地范围的控制线（以下简称城市绿线），按法定程序报批后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监督。
　　城市绿线应当严格控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其用途。
　　第十二条　城市公园绿地由园林绿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建设；道路、铁路、公路、河（航）道等用地范围内的防护绿地和附属绿地，分别由其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建设；新建、扩建、改建的居住区绿地和单位附属绿地，由建设单位负责建设，并接受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的技术指导。
　　前款规定以外的绿地，由市、区人民政府确定建设单位。
　　第十三条　鼓励开展垂直绿化、屋顶绿化、围墙透绿等多种绿化形式。
　　城市桥梁、地道、河岸、建筑外墙适宜绿化的，应当实施垂直绿化。单位、居住区新建项目适宜屋顶绿化的，应当实施屋顶绿化。
　　城市主次干道两侧临街围墙，各产权单位和个人应当建成或改建成透空围墙，围墙内空地应当按规划要求建设绿化。
　　第十四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应当符合国家和省、市有关设计、施工、监理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并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
　　第十五条　城市各类新建、扩建、改建工程项目配套绿化，应当按照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规划要求进行建设。
　　对确因条件限制而规划绿化用地安排不足的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报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经批准后其缺额绿地面积应进行易地绿化，由建设单位补偿易地绿化的相关费用。
　　第十六条　城市新建、扩建、改建基本建设项目，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应当征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参与审查。
　　城市新建、扩建、改建工程项目需要绿化的，其基本建设投资中应当包括配套的绿化建设投资，并统一安排绿化工程施工，在不迟于主体工程建成后的第一个绿化季节完成绿化建设。
　　建设单位应于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后，报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章　管理和保护

　　第十七条　城市绿化的管理和养护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各类公园绿地、城市道路绿化由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或者落实管理和养护；
　　（二）单位附属绿化和单位管界内的防护绿地，由所在单位负责管理和养护；
　　（三）居住区绿化，由业主委员会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负责养护管理；无物业管理的，由属地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落实管理和养护；
　　（四）生产绿地，由其经营单位负责管理和养护；
　　（五）道路（指未列入本条第㈠项管理的其他道路）、铁路、公路、河（航）道等用地范围内的防护绿地和附属绿化，按照“谁建设、谁管理”的原则落实管理和养护单位，前述规定仍无法确定的，则由其行政主管部门落实管理和养护；
　　（六）住宅院内种植的树木由户主负责管理和养护；
　　（七）建设工程质保期范围内的绿化，由建设单位负责管理和养护；
　　（八）其他各类绿化，由所在区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明确管理和养护单位。
　　管理养护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绿化养护管理技术标准进行管理和养护。
　　第十八条　城市绿化实行市、区两级分级管理，具体管理范围由市、区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界定。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已占用的绿地，应当限期归还。
　　因城市规划调整需要变更城市绿地的，应当征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由建设单位补偿重建绿地的相关费用。
　　因城市建设确需占用城市绿地的，应当经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在所占绿地周边地区补建相应面积的同类绿地，确不具备补建条件的，建设单位应补偿重建绿地的相关费用，由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统筹安排易地绿化。
　　第二十条　因城市建设或者其他特殊原因需要临时占用城市绿地的，应当经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临时占用期满后，占用单位应当及时恢复绿地。
　　临时占用绿地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确需延长的，应当办理延期手续。
　　第二十一条　城市中的树木，不论其所有权归属，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砍伐。因下列原因确需砍伐的，应当报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一）严重影响采光、通风和安全，且树木无迁移价值的；
　　（二）对人身安全或者其他设施构成威胁，且树木无迁移价值的；
　　（三）因城市建设需要，且树木无迁移价值的；
　　（四）发生检疫性病虫害的；
　　（五）因树木生长抚育需要，且树木无迁移价值的。
　　第二十二条　城市中的树木，不论其所有权归属，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迁移。因下列原因确需迁移的，应当报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一）因城市建设需要的；
　　（二）严重影响采光、通风和安全的；
　　（三）对人身安全或者其他设施构成威胁的。
　　经批准同意迁移的，申请人应当委托具有相应施工资质的单位实施，迁移后树木未成活的，申请人应当补植相应的树木。
　　第二十三条　城市中的树木，因下列原因确需进行非养护性重修剪的，必须报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照兼顾树木正常生长的原则进行修剪：
　　（一）影响采光、通风和安全的；
　　（二）对人身安全或者其他设施构成威胁的；
　　（三）影响管线安全、交通指示等公共设施的。
　　第二十四条　确需调整改造已建成的各类城市绿地的内部布局，应当报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调整后的绿地面积不得少于原有绿地面积。
　　第二十五条　城市中百年以上树龄的树木，稀有、珍贵树木，具有历史价值和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均属古树名木，由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和组织养护。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砍伐、迁移、损伤古树名木，因特殊原因需要迁移的，应当由所辖区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经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并按规定报省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古树名木的迁移应当委托具有相应绿化施工资质的企业实施。
　　第二十六条　城市新建各类管线应当避让现有树木，确实无法避让的，在设计中及施工前，有关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确定保护措施。
　　市政、公用、通讯、电力、水利、交通、公安、消防等部门在遇到不可抗力的情况下，需要修剪、移植或者砍伐树木的，可先行处理，但应当及时报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七条　在城市公园绿地及其外围20米范围内开设临时商业服务摊点的，必须经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在公园绿地管理单位指定地点从事经营活动，并遵守公园绿地和工商行政管理的有关规定，涉及占用城市道路或者影响车辆、行人通行的，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第二十八条　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绿化资源调查、监测和监控，建立全市园林绿化管理信息系统，公布绿化建设、管理和养护信息。
　　第二十九条　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编制灾害性气候和有害生物的绿化应急预案，建立对绿化有害生物疫情监测预报机制，健全有害生物预警预防控制体系。
　　第三十条　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绿化建设和养护的监督检查，及时处理各类投诉和举报。

第四章　罚　则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可以并处损失费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违反治安管理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偷盗树木，擅自采花、采果，在树干上刻划、敲钉、拴挂、缠绕，在树旁和绿地内倾倒垃圾或者有害污水、废渣，堆放物料、焚烧、挖泥取土、借树搭棚、种植蔬菜的；
　　（二）擅自修剪、移植或砍伐城市树木的；
　　（三）砍伐、擅自迁移古树名木或者因养护不善致使古树名木受到损伤或者死亡的；
　　（四）偷盗、损坏城市绿化设施或者擅自在绿地内设置广告、标语牌和搭建建筑物、构筑物的；
　　（五）其他损坏树木花草或者绿化设施的行为。
　　其他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处罚。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由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退还、恢复原状，可以并处所占绿化用地面积每平方米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第三十三条　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批准设计方案进行绿化建设的，由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整改；擅自缩小绿地面积的，由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可以并处每平方米绿地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不具备整改条件的，在竣工验收备案时其缺额绿地面积按照占用城市绿地处理，建设单位应补偿易地绿化的相关费用，由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统筹安排绿化建设。
　　第三十四条　在城市绿地范围内进行拦河截溪、取土采石、设置垃圾堆场、排放污水以及其他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活动的，由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对不服从公园绿地管理单位管理或者影响城市绿化景观和市容环境的商业服务摊点，由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有关规定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三十六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根据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相关规定，处罚违反本办法的违法行为。
　　第三十七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直接责任人或者单位负责人，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绿地，是指公园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附属绿地和其他绿地。
　　本办法所称公园绿地，是指向公众开放，以游憩为主要功能，兼具生态、美化、防灾等作用的绿地，包括综合公园、社区公园、专类公园、带状公园和街旁绿地等。
　　本办法所称防护绿地，是指城市中具有卫生、隔离和安全防护功能的绿地，包括卫生隔离带、道路防护绿地、城市高压走廊绿带、防风林、城市组团隔离带等。
　　本办法所称生产绿地，是指为城市绿化提供苗木、花草、种子的苗圃、花圃、草圃等圃地。
　　本办法所称附属绿地，是指城市建设用地中绿地之外各类用地中的附属绿化用地，包括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工业用地、仓储用地、对外交通用地、道路广场用地、市政设施用地和特殊用地中的绿地。
　　本办法所称其他绿地，是指对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居民休闲生活、城市景观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有直接影响的绿地，包括风景名胜区、水源保护区、郊野公园、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林地、城市绿化隔离带、野生动植物园、湿地、垃圾填埋场恢复绿地等。
　　本办法所称绿化设施，是指绿地中供人游览、观赏、休憩的各类建筑物、构筑物，以及用于绿化养护管理的各种辅助设施。
　　第四十一条　法律、法规规定由林业、交通、铁路等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绿化工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四十二条　金坛市、溧阳市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城市绿化管理的具体办法。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9年4月1日起施行。1995年8月7日颁发的《常州市城市绿化管理实施细则》（常政发〔1995〕111号文件）同时废止。


经济犯罪废止死刑问题研究

梁华仁 陈清浦

一、我国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立法回顾与评价

应该说，“经济犯罪”这一法律用语的外延和内涵是非常模糊的，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无论是刑法学还是犯罪学，在使用“经济犯罪”的时候，所界定的范围经常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狭义上的经济犯罪，是指发生在商品生产、流通、消费环节侵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各种犯罪，具体而言，是指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各类犯罪行为；一是中义上的经济犯罪，是指除了狭义上经济犯罪外，还包括财产犯罪，即刑法分则第五章侵害公私财产所有权的各类犯罪；还有一种情况是广义上的经济犯罪，是指除了上述两类范围外，还包括贪污贿赂犯罪，有时甚至还包括渎职犯罪。 由于它们多是非暴力性质犯罪，在适用死刑问题上存在较多共性，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经济犯罪的范围是广义上的经济犯罪概念。
我国刑法将经济犯罪的法定最高刑规定为死刑，在罪名数量上有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在1979年刑法典中，法典规定可以处死刑的罪名有27种，经济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的罪名有：贪污罪、抢劫罪 ，共2个，占总数的7.4%。
刑法典实施不久，为了严厉打击严重的经济犯罪和严重的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了一系列的单行刑法，这些单行刑法将使用死刑的经济犯罪罪名的数量大幅度提高，主要有：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中，确定走私罪、投机倒把罪、盗窃罪、贩毒罪、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受贿罪可以使用死刑；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将走私罪细化分解为多个罪名，其中走私毒品罪、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假币罪、走私文物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1990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将刑法典中第171条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和《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中的走私毒品罪合并，确定罪名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法定最高刑为死刑；1993年7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确定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1995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将刑法典中的伪造国家货币罪修改为伪造货币罪，并将其法定最高刑提高为死刑，同时，对新增加的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法定最高刑也规定为死刑；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中规定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和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发票罪，这两个罪名的法定最高刑也规定为死刑。除去已经重叠或者后来又修正的罪名外，立法机关通过单行刑法增加了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的数量为20个，加上原有的2个，在1997年修订刑法之前，我国刑法中可以适用死刑的经济犯罪罪名共计22个，这样，刑法立法中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数量共有71个，经济犯罪就占到31%，比原来7.4%的比例大幅度提高。
1997年刑法典进行修订，刑法分则在原来刑法典分则的基础上，将单行刑法加以整合，经济犯罪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上只是略作调整，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具体分布状况如下：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殖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查收伪造的增殖税专用发票罪。共16种，占80%；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盗窃罪、抢劫罪。共2种，占10%；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贪污罪、受贿罪。共2种，占10%。从整体上看，刑法典中规定最高刑为死刑的罪名共68个，经济犯罪的死刑数量为20个，占29.4%。比刑法典修订前略有下降，但与1979年刑法典相比较，上升幅度明显。
经济犯罪数量上的增多原因是多方面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迅猛发展，随之而来的经济犯罪的数量和对社会危害程度也不断加大、加深，；由于对最严重的犯罪行为处以最严厉的刑罚这种社会报复的道义观念在我国仍然深入人心 ；重刑主义无论是在立法者还是在一般社会民众中间还广有市场。这些因素都促成了立法中死刑数量不断增加。
二、经济犯罪死刑的价值分析
死刑又称为生命刑、极刑，是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作为最严厉的一种刑罚方法，死刑在历史上曾长期占据刑罚体系的中心，无论是科以死刑的犯罪行为数量上还是刑罚的执行方法上，死刑的多发性和残酷性都是其他刑罚方法所不能比拟的。到了十八世纪，在启蒙主义思潮特别是在古典自然法思想的影响下，一些资产阶级法学家对死刑制度提出了挑战。1764年，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在《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极力主张废除死刑和限制死刑的适用，从此揭开了死刑废除论和死刑存置论论战的大幕。死刑存废论战的结果是将死刑逐出了刑罚体系的中心，并直接影响了各国的刑事立法和刑事政策，进而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刑罚改革运动。 死刑存废的争论对我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在现阶段更多地表现为死刑的限制与扩张之争，特别是在经济犯罪领域内，是取消还是保留（甚至是扩张）死刑的争论显得更加突出。我们认为，经济犯罪和其他犯罪具有不同的特质，对经济犯罪死刑的价值考察是解决争论的必要路径。
（一） 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公正性考察
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公正性也可以称为正当性、正义性。对死刑公正性的考察是必要和合理的：公正观念的道德评价标准运用于对死刑的评价，找到了死刑的公正价值的道德渊源。因为公正观念是自古以来便存在的一种社会观念，合乎社会公正观念的行为在道德上被普遍视为正当的，而不合乎社会公正观念的行为则在道德上被普遍视为不正当的。与此相适应，将对死刑的评价奠基于社会公正观念之上，所得出的结论自然因易于为人所接受而必然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何谓“公正性”？自古以来，人们对公正和正义都存在不同的认识。西塞罗认为，公正意味着共同拥有国家的法律，相互承认权利和义务，维护自然的秩序，法便是公正与非公正事物之间的界限。《法学阶梯》中则把正义表达为“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到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 在哈特看来，正义就是“同样情况同样对待”和“不同情况不同对待”，是一种平等意义上的正义；
无论对公正和正义有多少种回答，公正和正义的相对一致性仍然是存在的。具体到犯罪与刑罚的关系上，刑罚的公正性就在于刑罚分配种类上的等质性和同质犯罪刑罚分配数量上的均衡性，种类上分配的等质性决定了刑罚公正性的底线，同质犯罪刑罚分配数量上的均衡性决定了刑罚公正性的程度。刑罚公正性的底线在于：刑罚所剥夺的权益的价值不得大于犯罪所侵害的权益的价值，刑罚方法的严厉性不得超过犯罪危害的严重性。如果刑罚的严厉性超过了犯罪的严重性，就是对犯罪人的不公正，即使严厉的刑罚方法为预防犯罪所必需，也是不允许的。因为，虽然预防犯罪的目的是正当的，但正当的目的必须通过正当的手段去实现，否则，手段的非正义性最终亦会影响目的的正义性；刑罚公正性的程度在于：罪刑相适应，重罪重刑，轻罪轻刑，无罪无刑，罚当其罪。刑罚分配种类上的等质性和同质犯罪刑罚分配数量上的均衡性合称为刑罚与犯罪的等价性，它全面衡量了刑罚的适用是否公正，是否符合正义。
还应当看到，经济犯罪死刑的公正性和死刑的公正性不是同一概念。死刑的公正性是指死刑这种刑罚方法本身是否正当，是否符合正义性的标准。死刑具有公正性，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无论是死刑的存置者还是死刑的废除者，都认为死刑的公正性是一个不争的命题。 从历史源源上看，死刑是最原始的法律制裁手段和刑罚方法，它的产生便是原始的、本能的、公正要求的结果。“以命还命”的同态复仇习惯背后潜在着一种朴素的以物易物式的等量公正，这正是等价公正的原始形态；从现实角度看，与杀人行为等价的刑罚方法也非死刑莫属。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公正性则需要将经济犯罪所侵害的法益和死刑所剥夺犯罪人的生命权益相比较，若前者大于后者，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公正性则为正，若前者小于后者，公正性则为负。
解决了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公正性含义后，我们来考察经济犯罪侵害的具体法益。从我们所界定的经济犯罪的范围来看，经济犯罪侵害的法益包括：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害法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盗窃罪侵害的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贪污罪侵害的公共职务的廉洁性和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受贿罪侵害的公共职务的廉洁性和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而死刑所剥夺的生命权是个人至高无上的权利，是人所有价值和权利的载体。现代社会是由个人组成，在个人本位的观念下，对于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应当优先于社会权益的保护，特别是个人的生命权更应当置于优先位置，无论是经济秩序、公私财产所有权还是公共职务的廉洁性都不能优于个人的生命权利，它们在和人的生命权益相比较，不具有等价性，如果对经济犯罪科以死刑，有贬低人的生命价值之嫌。因此，从刑罚的等价分配上，对经济犯罪处以死刑不具有公正性。
（二）经济犯罪适用死刑效益性考察
死刑的效益性是基于死刑目的而产生的刑罚价值。众所周知，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只有有效地预防犯罪，社会才能使自身免受犯罪侵犯之害。死刑作为刑罚的一种，其目的当然也是预防犯罪，具体而言，是为了避免科处死刑的类似犯罪行为再次发生。因此，死刑的效益性就在于基于防卫社会的目的，以最小的社会代价换取最大的社会收益，是一种社会本位的功利权衡。简而言之，死刑的效益性就是解决的是用死刑的方法预防犯罪是不是一种必要手段的问题，以死刑来预防犯罪有无必要，是否值得。
考察经济犯罪死刑的效益性，要从死刑所付出的社会成本（代价）和取得收益两个方面进行。经济犯罪死刑所付出社会成本主要有：剥夺社会成员个体生命的权益成本；由于从肉体上消灭犯罪人，支付的罪犯以无偿劳动弥补其所造成经济损失的机会成本；死刑特别而又严格的诉讼程序，超出一般诉讼程序的经济支出。等等。对此，美国学者莱科尔曾提出：在今天，考虑到所有代价——包括财政消耗与我们的法院和监狱消耗，有死刑的刑事司法体制明显地比无死刑的刑事司法体制昂贵 。
经济犯罪死刑的收益无非是预防类似犯罪行为的再次发生。死刑对社会的预防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我们先来看特殊预防，特殊预防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剥夺他们继续犯罪的条件和能力，使其不再重新犯罪。死刑的特殊预防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死刑剥夺的是犯罪人的生命，生命是人从事一切活动的前提，当然也是犯罪人再次犯罪的前提。“人死万事休”便是死刑彻底、完全的特殊预防作用深刻而又朴素的揭示。但是，需要追问的是，具体到经济犯罪中，对犯罪人再犯能力的剥夺是否一定要以剥夺犯罪人生命方式来进行。经济犯罪中，大多数的犯罪需要特殊的条件，比如有的需要特殊的身份（贪污罪、受贿罪），有的需要庞大的经济实力（走私方面的犯罪、生产伪劣商品的犯罪），有的需要特殊的犯罪工具（金融诈骗罪）。如果有针对性地剥夺犯罪人相应的资格或者能力，完全可以完成对类似犯罪行为再犯的预防。如开除贪污罪、受贿罪的犯罪人的公职，他永远不可能再去贪污公共财产和收受贿赂了，如对走私犯罪人实施高额度的罚金，并没收犯罪工具和犯罪所得，起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完成再犯该罪的条件积累。因此，用死刑的方法实现对经济犯罪的特殊预防没有必要，不具有正当合理性。
一般预防，即通过对犯罪分子实施刑罚，以使犯罪分子以外的人不产生犯罪念头，不再走向犯罪之路。有学者认为，犯罪分子以外的人可以分为三大类：潜在的犯罪人、受害者、其他守法者。
对受害者和其他守法者的预防，死刑的主要功能体现在安抚和平息民愤上。安抚受害者的受伤心灵，以满足其内心本能的报复愿望，可以阻止被害人极其家属因私力报复而犯罪；平息其他守法者的民愤，淡化他们基于普遍正义感而产生的对犯罪人的憎恨心理，这种憎恨心理极易转化成对惩罚犯罪人的要求，死刑的实施，一方面，可以防止守法者因为义愤而加害犯罪人，避免私刑，起到阻止犯罪连锁反应之效。另一方面，死刑的实施意味着对犯罪的强烈否定，这种否定可以强化其守法意识，阻止其仿效犯罪人，步入犯罪歧途。
但是，我们认为，经济犯罪多是个人对社会的犯罪，受害者具有抽象性和不特定性，不像暴力犯罪那样，行为指向的是明确、具体的受害个体。经济犯罪所侵害的是抽象的“超个人利益”，受害者往往缺乏明显的受害意识。如，走私犯罪侵害的是国家海关监管制度，一些个人单从自身角度可能认为不受其害反得其益；贪污罪非法占有的公共财产，于具体的个人利益联系不甚紧密；受贿罪也多因相对人利益得到满足而无法产生受害心理；即便是盗窃罪，可以处以死刑的也只是盗窃金融机构或者国家文物，受害者也是抽象的国家而非个人。经济犯罪受害者的特殊性使死刑丧失了安抚功能，同时也因民愤不像暴力犯罪那样强烈，使经济犯罪死刑失去了阻断私刑的社会效益。
对潜在的犯罪人，死刑具有威慑力，而且还具有最强的威慑力。死刑的痛苦性决定了威慑性必然存在，死刑的威慑力量，来自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它可以阻止一部分潜在的犯罪人走向犯罪道路。
经济犯罪的特殊性，使经济犯罪死刑的威慑性客观存在，但又使它非常有限。首先，经济犯罪大都是由立法机关通过立法规定的“法定犯罪”，而非基于“内在的恶”而实施的“自然犯罪”；其次，经济犯罪一般具有“准犯罪性”，犯罪者本人较少存在罪恶感，往往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做出合理化解释；最后，经济犯罪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受到经济、政治、法律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从成因上看，经济犯罪多为“管理型”和“智力型”犯罪。经济犯罪上述特殊性，犯罪人基于自身的合理解释和高智商的侥幸心理，大大减低了死刑的威慑力量。
刑罚的威慑力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痛苦性和惩罚性，更重要的在于它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因此，要减少经济犯罪，更有效的措施在于加强管理，堵塞漏洞，完善法制，以及施以及时有效的惩罚措施，而不是单单加大刑罚的的痛苦性，用科以死刑的方法去解决。
从应然意义上看，任何财产的总合也无法和人的生命价值相比，因而，以剥夺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刑罚投入，无论在预防犯罪方面多有效果，都因保护的权益价值小于所剥夺的价值而不具有有利性，因此，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不符合刑罚效益性的要求。
从经济学的角度，加大刑罚的痛苦性直至科以死刑来预防犯罪的过程，也同样符合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认为，随着某种物品消费量的增加，满足程度（总效用）也在增加，但是所增加的效用（边际效用）在递减。 我们把刑罚手段的痛苦性作为“某种消费的物品”，把预防犯罪作为“满足程度”，我们以消耗人的生命价值为成本，来换取微小的预防犯罪的“边际效用”，是不符合死刑的效益性原则的。
我们还可以从对经济犯罪的有效打击层面来考察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效益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犯罪人在案发前或者案发后携款外逃，有些犯罪人特意逃往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 一旦在国外抓获，可以因为逃往国没有死刑，逃避严厉处罚。若逃往国和我国达成的引渡协议，必须遵守“死刑犯不得引渡”原则，但由于我国经济犯罪还存在死刑，在引渡问题上很难和一些国家达成引渡协议。一旦达成，我国还要根据犯罪人和外国司法机关缔结的辩诉交易，向引渡国承诺对犯罪人不得适用死刑。对引渡人员不适用死刑，影响了我国法制的统一和权威。同时，由于我国经济犯罪存在死刑，使一些经济犯罪分子在案发前就图谋逃往国外，造成了大量资金外逃。如果经济犯罪立法上不适用死刑，就可以顺利达成引渡协议，从而一解打击之惑。这种情况下另一侧面也表明了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不经济性
（三）经济犯罪死刑的人道性考察
何谓刑罚的人道主义？刑法人道主义与宽容、柔和、人性等德行词汇相联系，与野蛮、残酷、恐怖、折磨等形象相对立。刑罚人道主义表现出国家在规定和运用刑罚时对犯罪以及对犯罪实施者的一种宽容态度。 人道是一种道德观，其基本蕴含是爱护人的生命，关怀人的幸福，尊重人的人格和权利。尊重人作为人所应有的基本权利，把人当人，这既是人道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人权的保障。因此，刑罚不能不把犯罪人当人，不能剥夺或者变相剥夺犯罪人的基本权利，否则就是不人道的。 既然生命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死刑是以剥夺人的生命为内容的，因此，死刑必然是不人道的。死刑是不人道的刑罚方法，具体到经济犯罪，犯罪人只是侵害了经济秩序、侵害了财产所有权，但为此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种不人道性体现的更加明显。
三、经济犯罪死刑的立法和司法控制
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既然是不公正、不人道、缺乏效益性的，那么，我国刑事立法中规定经济犯罪死刑应当如何加以废止？我们赞同有的学者提出逐步废除死刑的两个原则： ：（1）必要性原则。即从正面看，对特定的经济犯罪规定死刑是否有必要；从反面看，对特定的经济犯罪已经规定的死刑予以废止是否必要。判断是否必要，主要看对待特定的经济犯罪设置死刑是否“过量”。（2）价值衡量原则。即以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和社会保护机能相平衡为基点，对特定经济犯罪人的人格进行法律评价，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价值。
根据上述两个原则，在立法上，可以尽快废止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16个罪名的死刑以及侵犯财产罪中的盗窃罪的死刑。1979年刑法典中对这些罪名没有规定死刑，现在立法上进行废止，社会反响较小，负面效应较低。近几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权观念的加强，财产所有权与市场经济秩序的价值观念已经明显不能和人的生命权价值观念相均衡，人的生命权的价值观念在社会民众心目中已优于财产观念，说明现在基本具备了废止两大类死刑的社会条件；国家机关“以人为本”执法、执政观念的确立，为废止两类经济犯罪死刑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力量；学界对废止上述两类经济犯罪死刑的认识趋于同一，为实现上述罪名完全废止死刑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智力支持。基于上述原因，可以在近期的立法修订中完成这一变革。
对贪污罪、受贿罪的死刑废止问题可以从司法和立法两个方面进行。原因主要是，我国历来保持着“从严治吏”的传统，而且目前腐败现象还比较严重，在民众和一些执法者内心中还存在“治乱用重典”思维模式，短时间内在立法上废止死刑，人们思想的反差较大，容易导致较多的社会负面影响。可以在立法未作变动之前，由司法机关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指导对上述两罪名的死刑运用，以限制适用死刑的数量。具体而言，可以提高两个罪名死刑的适用条件，必要时可以适用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从实践中上先达到不处死刑的效果，使死刑的立法事实上变为“死亡条款”，为在立法上废止死刑创造条件，以完全废止经济犯罪的死刑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