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坝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藏传佛教事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阿坝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藏传佛教事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阿府发〔2009〕20号
各县人民政府，州直各部门，卧龙管理局：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藏传佛教事务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州委、州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藏传佛教事务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依法加强藏传佛教事务管理，建立藏传佛教正常秩序，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四川省宗教事务条例》、《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条例》以及国家宗教局《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结合阿坝州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州行政区域内的藏传佛教事务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藏传佛教事务管理应当坚持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的原则；坚持属地管理和按职能分级负责的原则。
第四条 州、县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依法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藏传佛教事务的行政管理。州、县公安、国土、规划建设、发展改革、教育、民政、司法、环保、农业、畜牧、林业、卫生、工商、税务、文化、广播电视、旅游、民族、外事、交通、消防、新闻出版、审计、安监等部门，共同组织实施本办法。
乡（镇）人民政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做好辖区内藏传佛教事务管理。
第二章 活动场所
第五条 藏传佛教寺庙（以下简称寺庙）是僧人从事宗教活动，为信教群众提供宗教礼仪服务的社会公共活动场所。其筹备设立、改建和迁建等事项必须按照《宗教事务条例》的规定申请批准。寺庙必须符合管理规范、寺容整洁、寺风文明、服务社会的要求。
寺庙筹备设立、改建和迁建申请获准后，应当按照当地人民政府城乡建设规划，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建设、国土、环保等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开工建设。
寺庙改建和迁建一律不得超出原寺庙占地及建构筑物总规模。
新建寺庙竣工验收后，经县宗教事务部门批准，颁发《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
改建和迁建的寺庙属于文物保护单位的，应当按照相关规定报经文物主管部门同意。
第六条 寺庙在场所外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应当经村（居）委会、乡（镇）人民政府、县宗教事务部门签署意见，逐级依法审批。
佛教协会、寺庙以外的组织及个人不得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
第七条 宗教活动场所内宗教活动区与僧人居住区原则上实施分区域管理，宗教活动区按国家对宗教场所有关规定进行管理，寺管会是责任主体。寺庙属地乡（镇）按照辖区居住人口管理办法对僧人进行管理。
公安机关依法负责对本辖区内寺庙治安进行管理。
第八条 寺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开展教务活动，不得干预和妨碍国家行政、司法、教育制度，不得发生破坏民族团结、影响社会稳定、违反宗教禁忌、伤害信教群众宗教感情的事件。
第九条 寺庙应当完善教务、财务、僧人管理、学习、安全、消防、文物保护、卫生防疫、佛事活动等管理制度。建立安全责任制，落实责任人，安全事件或者事故发生时，应当及时报告属地乡（镇）人民政府。
第十条 寺庙应当实行僧人定员，接收僧人应当在定员基数内，经县佛教协会同意，报县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寺庙接收人员入寺为僧，不得妨碍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十二条 寺庙接收外来学经人员，须事先征求寺管会意见，由寺管会报乡（镇）人民政府备案。接收外来学经人员不得超过寺庙定员人数的7%。其中，州外学经人员不得超过寺庙定员人数的3%。
外来学经人员应当具备其僧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和县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有效证明，持《居民身份证》和《宗教教职人员证》，经学经地乡（镇）人民政府、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宗教事务部门审查同意，并在公安机关办理暂住证，寺庙方可接收。
第十三条 寺庙内未经批准不得设立诊疗服务机构，不得擅自开展任何形式的诊断、治疗和药品制售。
第十四条 寺庙不得保存、复制、销售非法出版和非法入境的宗教出版物，严禁张挂、散发、传播反动宣传品。
第十五条 寺庙的道路、饮水、用电、通讯、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应当由乡（镇）、县人民政府纳入新农村建设或城镇发展总体规划，各级政府行政管理、部门行业服务应当覆盖到寺庙，农牧民享受的社会保障和利民惠民政策应当覆盖到僧人。
第三章 民主管理
第十六条 寺庙应当建立民主管理组织（即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寺管会”）。在属地乡（镇）人民政府监督指导下，由县佛教协会主持，经过全体僧人民主推荐提出候选人，报县宗教事务部门审查后选举产生。
寺管会任期一般为3年，寺管会主要负责人可连选连任。
寺管会每年可以从寺庙总收入中按2%—5%的比例提取管理费，用于寺庙民主管理。
第十七条 寺管会职责：全面正确地执行党的宗教政策，自觉接受政府依法管理，积极引导寺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使寺庙成为和睦、文明的宗教活动场所；加强寺庙僧人爱国爱教、维护民族团结、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遵纪守法的教育和管理，确保本寺不出现分裂破坏、危害公共安全等违法活动；团结和教育信教群众，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维护民族团结与宗教和睦；维护本场所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防范和处理宗教突发事件；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安排处理宗教活动和日常事务；民主理财，执行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制度，健全帐目，定期公布收支情况；保护和维护本场所的建筑、文物、园林等，搞好安全消防、卫生等。
第十八条 寺管会应当接受各级佛教协会的指导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寺管会考核奖惩机制，根据考核结果，对爱国爱教、寺庙管理有序的寺管会成员给予奖励或补贴，对管理混乱、寺庙稳定出现问题的寺管会，由宗教事务部门进行整顿，对寺管会成员进行改选，必要时，可由县宗教事务管理部门指定或指派人员担任寺管会成员。
第四章 僧 人
第十九条 僧人的教职身份应当由县级以上佛教协会按有关办法认定，报县宗教事务部门备案，依法申请登记，领取《宗教教职人员证》。
第二十条 18周岁以上公民入寺为僧，应当具备个人申请、家庭意见、公安派出所户籍证明，由本人申请村民委员会签署意见，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查后，再由本人向寺庙提出入寺申请，寺管会应根据寺庙定员情况签署意见，经县佛教协会按照《宗教教职人员认定办法》进行审核认定，报县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一条 僧人有接受党的宗教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培训的义务。
僧人应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接受乡（镇）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村（居）民委员会以及寺管会的管理。
第二十二条 已注销僧人身份或者被寺管会除名的人员，寺管会、县佛教协会负有制止其以僧人身份从事佛事活动的责任；乡（镇）人民政府和县宗教事务部门负有监督检查职责。
寺管会必须禁止非法出境回流人员入寺。公安派出所、乡（镇）人民政府、县宗教部门负有监督职责。
第二十三条 僧人外出学经，应当持属地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函件和寺管会介绍信逐级申报。跨乡（镇）学经的，经县佛教协会同意，报县宗教事务部门备案；跨县学经的，经州佛教协会同意，报州宗教事务部门备案；跨州学经的，按规定审批。
外出学经人员学经期满，应当及时返回原寺向寺管会报到，寺管会应及时报告乡（镇）人民政府、原批准的佛教协会和宗教事务部门。
第二十四条 僧人应本寺庙服务区域范围以外的信教公民邀请，须经寺管会同意，属地乡（镇）人民政府备案，方可到该信教公民家中开展宗教礼仪服务活动，合理接受信教公民自愿布施，未经批准不得在寺庙以外讲经、传法、化缘、募捐。
第二十五条 僧人应邀到州外从事佛事活动，应当经寺管会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外出申请，并逐级经县、州宗教事务部门审批。
邀请州外人员来州内参加或主持佛事活动，应当由县佛教协会提出申请，经州或省佛教协会审核，报州或省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二十六条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原则以及报批程序、转世灵童寻访、认定、坐床等事宜，应当严格按照《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
第五章 佛事活动
第二十七条 集体佛事活动应当在依法登记的寺庙内举行，由佛教协会或者寺管会主办。举办集体佛事活动应坚持“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
寺庙佛事活动实行报告审批制。由寺管会在每年公历12月15日前，拟定下一年本寺庙按照历史惯例举办的佛事活动的具体时间、名称和规模，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后，报县宗教事务部门审查、相关部门进行风险评估，由县人民政府批准。
寺庙佛事活动报告备案程序一经完成，寺庙必须认真按照拟定计划开展佛事活动，不得擅自更改时间或扩大规模。
社区、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据各自职责实施管理，保证佛事活动安全、有序。
第二十八条 寺庙举办跨行政区域佛事活动的，寺管会应当在举办前40天提出申请。
举办跨乡（镇）的佛事活动，应当征得两地乡（镇）人民政府同意，县宗教事务部门审批；举办跨县的佛事活动，须经两地县佛教协会签署意见，两县宗教事务部门审核，报州宗教事务部门审批；举办跨州的佛事活动，须经州佛教协会签署意见，州宗教事务部门审核，报上级有关部门审批。
严禁寺庙恢复和变相恢复所谓的隶属关系，一律不批准历史上曾具有隶属关系的寺庙之间联合举办佛事活动。
第六章 宗教财产
第二十九条 寺庙的房产和使用的土地，应当由寺管会依法向县人民政府房产、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登记，领取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证书。发生变更时，应当按规定办理变更手续。
第三十条 因城市建设和重点工程建设需拆迁寺庙、征用寺庙合法使用的土地、草场等，应当事先与产权单位协商，按有关法律、法规办理。
第三十一条 寺庙应当执行财务管理制度，定期向所在县宗教事务部门报告财务收支、接收使用捐赠情况；定期以适当方式向信教公民公布、公示帐目，接受监督。
第七章 宗教出版物
第三十二条 寺庙编印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应当按照《出版管理条例》、《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印刷业管理条例》和《宗教事务条例》的规定办理，逐级报省宗教事务部门和省新闻出版局审批。
第三十三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出版、印刷、复制、发行、销售、传播、收藏非法宗教出版物。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利用宗教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妨碍社会管理秩序，侵犯公私财产权益等违法活动构成犯罪的，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所在地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寺庙出现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破坏、分裂国家和影响社会稳定活动的，在举行宗教佛事活动中发生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情况的，寺庙内发生重大事故、重大事件未及时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县宗教事务部门撤销其登记，并终止寺管会权力。同时，组建工作组，对寺庙及寺管会进行整顿，直至产生新的寺管会班子。整顿期间，寺庙停止一切佛事活动。县佛教协会取消组织、参与活动僧人的宗教教职人员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寺管会未履行职责或履行职责不力，导致寺庙管理混乱和内部不稳定的，由县宗教事务部门责成县佛教协会对寺管会班子进行调整。
寺管会换届中，未履行民主程序、有舞弊行为或者其候选成员未经县宗教事务部门审查的，由县佛教协会撤销选举结果。
第三十六条 对吸纳18周岁以下青少年、非法出境回流人员、被寺庙除名人员入寺的寺庙，由县级以上宗教事务部门撤销其登记、责令其停止佛事活动，并对寺庙进行整顿、对僧人进行清理和重新登记。
第三十七条 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寺庙的，由县宗教事务、规划建设、国土等部门共同作出限期撤除决定，并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必要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擅自改建、迁建寺庙的，由县宗教事务、规划建设、国土等部门依法责令其停止施工，限期拆除并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寺庙违规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的，由县宗教事务、规划建设、国土部门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拆除；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三十八条 寺庙擅自设立诊疗机构的，由县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执业活动，并依法予以取缔。
第三十九条 擅自举行大型、跨地区佛事活动的，由县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止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由县宗教事务部门责令该寺庙撤换寺管会负责人。
第四十条 僧人收藏、印制、传播境外反动宣传品的，由县宗教事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与相关部门配合，依法没收；拒不改正的，责令僧人所在寺管会收回教职人员证，清除出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擅自出版、印刷、复制、发行、销售、传播、收藏非法出版物的，由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工商行政主管部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四十一条 僧人被判刑或者非法出境回流的，由寺管会作除名处理，并报县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由寺管会除名或者非法出境回流的僧人，由州宗教事务部门责成州佛教协会以适当方式通报全州寺庙；任何寺庙均不得接受被通报人员入寺。
第九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未作规定的，依照《宗教事务条例》、《四川省宗教事务条例》和《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等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由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宗教事务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宪 法 权 威 论 略
四川省司法厅 谢维雁
一、 宪法权威即宪法至上
宪法的权威性是指一国宪法在法律上和实践中都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1]，或者说，“宪法权威是就国家和社会管理过程中宪法的地位和作用而言的，其内容包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的根本行为准则等方面”[2]（周叶中）。“宪法至上”是与法律至上紧密相连的。对法治而言，“世界上各国的国情是千差万别的，但任何一个国家，只要选择了法治的道路，而且搞的是真正的法治，就必须具备一个共同的条件，那就是：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3]。而宪法至上是法律至上原则的核心。“法律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是由许多部门、众多单个的法律组成的”，“其中，宪法的层次、地位和效力都是最高的，因为其他法律的制定，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据，都不能与宪法的规定相抵触”[3]。因此，周叶中教授认为“宪法至上是指在国家和社会管理过程中，宪法的地位和作用至高无上。具体说来亦即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的根本行为准则”[4]。有学者还进一步把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至上地位细分为宪法形式上的至上和实质意义上的至上两个方面，前者是指“宪法典宣布自身的最高法律效力”，“从法律形式上表现为宪法的权威大于一切国家机关和个人的权威”[5]（52页）；而“宪法实质意义上的至上是指人民的法律意识中有宪法至上的观念，有维护宪法权威的意识”[5]（53页）。虽然有学者认为“宪法至上”的具体内涵与宪法权威基本一致[2]，仿佛它们是有差别的，但从上述引文中可看出，该学者在其不同的文章中又将其完全等同。
笔者认为，宪法权威即宪法至上。理由是：第一。无论是宪法的权威性，还是宪法的至上性，实质上都强调的是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第二，二者的核心内容都是要求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将其作为根本行为准则，因此二者是完全一致的。第三，是宪法处于最高法的地位，其他任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等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
须注意的是，宪法权威是新中国早期宪法学者通用的一个词汇，而宪法至上则是近年来在一些学者的文论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关键词”。但在我国现行宪法中，既没有使用“宪法权威”一词，也没有出现“宪法至上”的用语。宪法序言和第5条的规定集中体现了这一精神。宪法序言宣称，“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宪法权威即宪法至上，意味着：其一是一切国家机关、政党、其他社会组织及个人都居于宪法之下，这是对凌驾于宪法之上的特权或个人意志的完全否定；其二是宪法处于最高法的地位，其他任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等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6]。由专门的司法机关来判定国家机关、政党、其他社会组织及个人是否违宪，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是否与宪法相抵触，并宣布违宪的法律法规、行为无效，是现代国家推行宪政的一般手段。一方面因为司法机关依专门的司法程序对违宪案件进行审查，可保证程序的公正；另一方面司法裁决的终局性及强制性使违宪行为、违宪法律、法规得以及时的较正，“预期”的宪法权威成为可以“看得见”的宪法权威。宪法至上，最终依赖于司法机关的宪法适用才能获得制度上的保障[6]。
二、 宪法至上的根据
为什么宪法必须至上？笔者认为宪法至上的根据在于；
（一） 宪法是根本法的地位。宪法的根本法性质，意味着：一
方面，从法律形式而言，宪法是法律的法律即母法，即所有的法律都以宪法为依据制定，且宪法是判断法律正当性的标准。另一方面，从内容上讲，宪法只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国家的基本国策和国家机关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原则等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本准则。根本法的性质就要求，一切法律和所有宪法关系的主体的行为首先必须符合宪法的规定。
（二） 宪法是理性和正义的集中体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宪
法的至上性不能从法律形式的角度来理解，宪法之所以有高于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的权威，是宪法的产生是理性和正义的象征”[5]（53页）。作为理性和正义的象征，宪法不仅要求人们对它的价值认同，更要求人们实践中对它的绝对服从与遵守。
（三）宪法的核心精神是权力制约，保障人权。权力与宪法、法律的关系一直是近现代以来人们关注的焦点。就法治而言，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一直是其重要的目标之一。宪法至上的重要环节是使权力服膺于宪法。在宪政社会，权力服膺于宪法即宪法至上，一方面通过宪法、法律最大限度反映人民意志从而普遍实现所谓“被统治者的同意”来实现；另一方面，通过对公共权力进行分解实现权力的分离与制衡从而减少控制权力的难度或强度来实现。对权力制约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这是宪法的终极价值。与这一终极价值相适应，宪法必须具有至上性。
三、 宪法至上的实现
如何实现宪法至上？笔者认为：
一要强化宪法的规范性，突出宪法的科学性。
既然是法律，宪法就必然具有规范性。根据法理学的一般观点，现代法律系统的基本要素可简化为规则、原则和概念，其中在数量上规则应占绝大多数。①作为法律的宪法，其规则即规范也应占绝大多数。而且，因为“规则有较为严密的逻辑结构，包括假定（行为发生的时空、各种条件等事实状态的预设）、行为模式（权利和义务规定）和‘法律后果’（含否定式后果和肯定式后果）三部分。”[7]（页36）宪法规则（即宪法规范）也应当具备作为法律规范的完整的逻辑结构。而事实上，我国宪法在这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缺陷，即宪法本身未明确规定违宪构成和违宪责任，也没有追究违宪责任的完整、统一的程序规定。在以后的修宪中，我们要逐渐完善宪法规范的逻辑结构。这也是毛泽东关于“搞宪法就是搞科学”[8]（页26）的基本要求。强化宪法逻辑结构的完整性要求，在宪法中尽量减少或限制有关政策性规定、原则性规定，特别是一些具体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政策不宜规定得过于详细，建议在宪法中只对关涉国家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作出规定。
二要建立全面的宪法审判制度，使宪法完全司法化。